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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谷物法是一个道德和一般立法的问题，它并不局限于它在字面上所局限的该对象——食物。人们错误地认为受谷物法影响的只是谷物，就像人们认为受渔猎法影响的只是渔猎一样。一切法律都是整个社会意愿的表现，它们由最高权力使之生效，并且我们都很了解，它们对全体的道德和幸福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劳动者是组成社会的最大部分；保护安宁的勤勉工作是一切法律的重大目标，倘若任何人能证明谷物法增加了劳动者的报酬并提高了他们的品质，我将成为他的拥护者。但是他们目前可悲的状况否定了任何这样的论据，并证实了这样的信念，即：他们获得改善的途径在于废除对勤勉工作的一切限制（包括地主对食物征课的一切赋税）。
人们普遍认为，劳动者的雇主将从谷物法的废除得到好处。他们之中包括熟练的和惨淡经营的制造业者、深思远虑的商人和有进取精神的发明家，我承认，这些人总是在为自己发财致富而计划某些新点子，但那些新点子最终会给社会带来好处。倘若他们和劳动者一起将从谷物法的废除中得到好处，那正是对这一措施强有力的支持；不过他们在人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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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说来很少，仅仅说一项法律增加了资本家的财富和权力，那是不能成为理由的。
我们的农民是惨淡经营的、节俭的、忠厚的、诚实的和勤劳的；并且如果说，他们虽不具有城市人民同样的知识，他们对自己的职业还是了解得不错的，他们尽其所能为社会提供维持生活之物，履行他们的责任。他们从来不是拥有大量财产者或奢侈浪费者，他们眼下十分贫穷，濒于破产，几乎堕落到奴隶的状态。社会未来的幸福甚至生存都与他们的成功息息相关；并且尽管谷物法的废除能使工匠和制造业资本家得到好处，但是倘若这样做会使农民受到最轻微的损害的话，我们在事前也应三思而行，不能贸然作出决定。然而我相信——并且我高兴地获悉他们也开始相信——废除谷物法将给他们带来昌盛、增进他们的技能并使他们恢复到独立的状态。
但是，我必须请求不致把我理解为在支持某些托利党①党员的庸俗的错误。古代诗人将农民的宁静生活与以前狩猎者和漂泊者的野蛮和海盗似的习惯加以对比时，不禁对一切与稳定耕种土地有关的人和事发出狂热的赞美：而现代作家由于对我们社会的无知（大学在不厌其烦地反复灌输这种无知）
，他们在将农民和我们的从事制造业者进行比较时，把那些赞美的语言应用到前者身上。
这是一种不可容忍的误用。
我们从事制造业的和城市的居民在守规则、守秩序、具有独创性和爱好和平等方面均优于仅仅从事农业的粗野民族（比如
①英国昔日的保守党。——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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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瓦拉几亚①和爱尔兰的农民）
，就像后者优于古代野蛮的狩猎者和漂泊者一样。倘若那些古代诗人生活在我们的时代，他们自己的良好判断力将教会他们对我们制造业者的赞美至少应与对我们农民的赞美相等。实际上，我们的一切勤劳的阶级都是平等地和彼此补足地互相有用的，只有偏见或愚蠢才会把一个阶级的生活和职业提高到另一个阶级的生活和职业之上。
地主和牧师被认为与这一问题特别具有利害关系，他们人数极少并且对别人几乎没有什么用处，他们不为别人提供吃的、穿的，不保护别人，也不教给别人任何有用的知识，所以任何时候都不宜把他们的利益与社会其他人的利益相提并论，倘若废除谷物法对其他人士有好处（尽管它的某些后果将会损害上述两个阶级）
，我将拥护加以废除。
但是我不认为其结果将是这样。就算他们在金钱方面可能遭受一点损失（对此我表示怀疑）
，他们在名望、信誉、荣誉、社会尊重和个人安全等方面的所得却是不可计量的。
我知道谷物法存心要给某些人带来好处，但是这一愿望没有实现。如所周知，出于最好的意愿，法律也只是给整个社会（包括法律意图为其带来好处的那个阶级本身）带来灾难。因此，我要提请你们注意以下事实——即：经验已经证明，某些原本打算促进某些阶级的利益或有助于某些个人的利益的法律，结果却适得其反，这些法律在我们的时代已经由于显而易见的利益而被废除——而为合理的考虑问题扫清
①昔时欧洲一小王国，现为罗马尼开的一个地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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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
你们都很清楚，经过了一段长期斗争之后，宗教考查法已于１８２８年被废除了。
该法案原本意图维护教会的安宁、安全和权力；但是它使不信奉国教者遭受侮辱与烦恼，激起了对教会的无法缓和的仇恨；它在一方面助长了无礼的傲慢；在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不满和愤怒。它使教会和不信奉国教者两受其害。一个人数众多并富裕的党曾把它作为生死攸关的大事而努力加以维护，但是１２年的经验使我们相信，废除它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弊。
这个党解除了不信奉国教者的烦恼，也教育了教会应该谦虚和反省，它成了复苏的活力和热情的根源之一，它的支持者现在正对此大肆夸耀。
废除惩处天主教徒的刑法的该法案具有完全类似的效果。它促使神职人员不要动辄求助于法律，而应更多地求助他们的教义。它使天主教徒从屈辱性的和令人怨恨的无权状态中解脱出来，并且在国内消除了一个激烈斗争与不和的根源。帝国内没有一个人——甚至哈考特。李斯爵士——由于几乎全部和立即废除该刑法而受到伤害，解放天主教徒一事没有造成丝毫不良的后果。
１８２５年废除禁止羊毛出口法一事也是正确的，并对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十分贴切，当时有些制造商和有些政治家反对废除该法案，并预言那样将会毁了毛织品制造业。与此同时，从国外进口羊毛的关税也从每磅６便士降低到１便士，这又使得羊群的牧主大吵大闹地断言，这将毁了他们。
但是，从那时以来，我们的毛织品制造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羊毛的价格也上涨了，羊群的牧主得到的报酬超出了他们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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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没有一个人遭受损失，唯一的后果是：制造业发展了，贸易扩大了，地租提高了，整个社会变得更富裕了。
可以再举一个类似的例子，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的废除引起了同印度与中国贸易的大增，这一改变甚至对公司的劳动者也未造成损害。
１８１９年，华莱士先生（现为华莱士勋爵）
对我们的商业法典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的原则是废除禁令和降低限制性关税，第一批改革的部分内容就是废除１００多条涉及关税的议会法令。赫斯基森先生继续实行（尽管是缓慢地）这一计划直至其去世；每一条被废除的禁令和每一项被降低的关税均有助于增加就业、有助于扩大国家的资源，并有助于抑制那些仍然容许保留在法令全书中的禁令和限制以及过高的关税的有害后果。你们或许还知道，在短短几年中已经废除了许多有关判处死刑的法令，这种作法促进了公众的同情心，并且无损于任何人（即便是对执行不光彩任务的刽子手）。
本世纪初，按照我国法律应该判处死刑的犯法行为将近３００种。通过许多开明人士的努力（尽管遭到了法庭多数杰出成员的反对）
，１８４１年２月，应该判处死刑的犯法行为已减少到将近３０种，这一数字随后又由于约翰。拉塞尔爵士提出的一项议案而有所减少。现在，这种接二连三的和扩大的对残酷刑法的废除——在稍多于３０年的期间内，我们的法令全册中已删掉了将近３００种原该判处死刑的犯法行为——已经对整个社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好处。请允许我就最近的可悲事件补充指出，犯暗杀罪者仍将被判处死刑（犯暗杀罪例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