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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端（但仅仅是一端）的极限。商品不能以低于其消耗的劳动出售，但是它能以高于其消耗的劳动出售。
对自然价格来说，从长远来看，通常被认为在调节着价格的需求与供应的关系似乎具有一种使之降低的趋势。人类的聪明才智必将首先并主要用于满足其最紧迫的需要，故供应必需品的劳动必将得到最大的改进。例如，衣服是生活必需品之一，由于种种条件，棉布的生产也许比任何其它生产更少受到社会法规的束缚，棉布价格在近５０年中的下降最为突出；事实证明了这样的论断：当人们能自由从事劳动时，需求具有一降低生活必需品自然费用的趋势。
①
①在本书的前面部分，我曾尽力阐明需要、或者从人口增加而引起的增长的需求在改进耕种和降低谷物价格中的作用。
一旦社会中实行了劳动分工，或者一旦农民产品的主要部分不是用于其自己消费而是用于出售，他只能通过谷物价格的上涨而得知这种增长的需求。
这样一种价格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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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第九章
对货币价格或名义价格来说，需求与供应的关系具有一种极为强有力但不同的影响，它构成了一被围困城市中的食物价格与食物在供过于求时的价格之间的全部差异。货币以及用货币衡量其价值的一切商品均受支配于它们自然价格中的变化；包括货币在内的大部分商品则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社会法规的影响。因此，有许多条件影响着一切商品的货币价格；正如许多人士所指出，查明造成价格变动（它每天都在发生）的真实原因绝非易事。但是，除非价格下降是由于将商品发往市场所必需的劳动有所减少，否则在任何情况下的价格下降都是有害的。
这样的商品价格的下降只能是暂时的，并且是以牺牲生产者的利益而造成的。
价格的变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后果。价格变化通过使一定数量的人们买得起或买不起某些商品而调节消费。倘若在小麦歉收已成定局甚或可能出现之际，面包价格没有上涨，则将不能及时警告人们减少其消费或寻求小麦制面包以外的其
是促使其努力的直接刺激，并且是增加其聪明才智的原因；从长远来看，它必然有助于用较少的劳动而满足我们对农产品的需要，从而降低其价格。倘若这是对实际和自然发生的情况的正确说明，我们就能看出那些非农业阶级人士的自私是多么短视，这种短视的自私促使他们在过去不断恳求政府采用人为的法令以限制谷物价格的上升；并且那些政府又是多么荒谬无知，它们在这种恳求下，居然为谷物和面包的价格规定了一最高限额。
但是这种恳求和这种法令的后果必然和当事人的愿望和目的完全相反。这些法令必然削弱了进行农业改进的刺激，减少了农产品供应，从而阻碍了我坚信必将自然发生的农产口价格的下降。这一分析具有某种实践重要性，因为仍然存在着实行以法令控制价格的倾向；并且世界上也仍然有不少政府在努力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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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３１２
它食物；从而使在下次收获以前有可能发生饥荒。反之，当谷物丰收时如果价格没有下降，就不会出现促使增加消费的刺激，结果使得造物者的慷慨好施没有带来欢乐和高兴，而是造成了谷物的发霉和腐烂。布坎南先生说，由于取决于需求与供应的关系，货币价格“是一台精确地保持着平衡的天平，造物者用它为其子民称量和分配他们在其礼物中各自应享有的一份，以便防止浪费，并使分配给他们的东西能维持到下次再被生产出来之时。”货币价格也是社会需要的标志；或者是造物者的手指，它指点所有的人如何对他们自己最有利并能最大限度造福社会地使用他们的时间和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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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资本积累的影响
所有权保障和积累，据说二者都是影响生产的。论述后者而不论述前者的理由。资本的定义。资本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它被用来为其所有者带来利润。在三种情况下被考虑的资本。倘若资本为同一些人所制造并使用，则它将促进生产。倘若资本为一组劳动者所制造而为另一组劳动者所使用，全部产品由两组劳动者在他们之间共同占用，则资本将促进生产。倘若资本所有者不是劳动者，则它将阻碍生产。后一情况就是现时的社会状态。设备与工资之间的差异。通俗的表达方式是造成对资本普遍的错误理解的一个原因。问题：如果没有对资本的利息，还会有任何增加财富的动机吗？就此进行的思考。结束语。政治经济学对我们的幸福的影响。学习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根据普遍贫困作出的解释。通常是将贫困归咎于大自然，但是我以为贫困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
除了我在前面已经论述了的那些范畴（它们在政治经济学的论文中一直受到注意）以外，从任何方面考虑，由于其对财富生产的影响，能够称得上“自然的”
这一描述词的、仅有的两个范畴就是所有权的保障和资本的积累。。。。。。。。。。。。。
我将对前者——它必然被认为乃一经由社会法规而达到的对象，尽管所有权本身或人类对其自身头脑和肢体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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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积累的影响５１２
使用、以及占用以其自身劳动所创造出的任何东西的权利乃是自然规律的结果——只字不提；因为在我们讨论所有权的保障的影响以前，必须对所有权的权利精确地加以界定，并且我们必须对这种界定的原则具有完全一致的看法。我不愿以那些人——他们向人类大声疾呼保护所有权使之不受侵犯的必要性——同样的尊重程度来对待所有权的现有权利，如果讨论这一问题，我会碰到许多困难，并且可能招致某些指责。我承认即便是现时的所有权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也不能十分有效地用以反对政府的侵犯和干扰；但是，就这种神圣不可侵犯性也被保留来反对劳动者拥有其生产的任何和全部东西的权利而言，我完全反对当前流行的见解。
在我看来，一批不作事的人占用劳动者生产物的权力，似乎是在前者中造成以酒度日和生活无聊的主要原因，他们的衣食需要有人赡养，必然过着一种缺乏有益目的和目标的生活，上述权力似乎也是在后者中造成贫困和不幸的主要原因，他们被迫赡养超出其自己家庭的许多人，他们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如何获得维持生活的资料上，尽管这种生活饱含辛酸以致似乎没有维持的价值。
由于通常一再强调对所有权权利的尊重，并且由于与之相联系的、过度的和激烈的情感，自由讨论这一重要问题不是没有危险的。因而我只能不触及它而仅限于指出，现时流行的多数政治经济学家的见解是与他们自己的关于财富的定义直接相抵触的。
我也不同意现时流行于他们之间的关于积累的资本的效用的见解，我打算就这一问题谈点看法。我不想使本书具有争论的性质，倘若不是因为下述事实——即：使大自然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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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第十章
智体系尽量免除错误理论所加给它的罪名，并且以调节生产诸规律的自身单纯朴实所具有的充分易懂性而将它们呈献于读者之前——极为重要，我也将有意回避论述资本的。无论是有关资本的理论，还是劳动必须能在维持劳动者生计之外还必须能给资本家带来利润，否则劳动即将中止的实践，似乎都和调节生产的自然规律相抵触。此外，我们关于公平分配或不公平分配的观念也会在颇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关于资本的利用方式和利用程度的见解。如果我们根据议会中讨论问题出现的频度来判断，这一主题还包含几个甚为重要的实际问题。不过讨论像资本的效用这样的抽象问题当不致涉及激烈的情感，上述种种考虑促使我要在这里对资本进行一番论述。在拙著《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①一书中，我觉得我已精确地分析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性质和利用。因而现在我只需简要地说明在何种意义上资本的利用是促进了生产就行了。
政治经济学家已经区分出两类资本，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按照斯密博士的见解，组成固定资本的是：“第一，有用的机器和设备，它们促进和减少了劳动；第二，所有那些有用的建筑，它们是获得收入的手段，比如车间、仓库、贫民习艺所、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