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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汪精卫的意图明朗了。他在香港的《南华日报》发表对日通和的“艳电”，向蒋介石建议与日本罢战言和，携手防共。
1939年元旦，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撤消他的一切职务。
二十天后，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一共开了十天。蒋介石在会上重新解释“抗战到底”，说这个“底”不是打到鸭绿江边，而是“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接着，他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会后，国民党中央秘密颁发《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训令，还成立专门从事反共工作的特别委员会。
中共中央1月24日发出《致国民党总裁及五中全会电》，25日发出《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重申坚持团结抗战方针，并指出磨擦现象最近更加厉害，不应任其发展，使国家民族陷于不利。
但是，在这一年里，一些国民党顽固派势力，遵照蒋介石的反共指令，向八路军、新四军挑衅和进攻，残杀和迫害共产党人，先后制造了山东博山惨案、陕西旬邑事件、平江惨案、张荫梧在冀南的反共磨擦、河南确山惨案、晋南“十二月事变”、陇东事件等一系列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端和案件。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蒋介石开始把注意力从领导全国抗战转移到取消中共上来。但是，汪精卫叛国投敌，使蒋介石面子上非常难堪，心里笼罩着一团阴影。他决定动用蓝衣社特务组织，将戴笠手下的能人陈恭澍派到河内，执行刺杀汪精卫的任务，趁热打铁，干掉这个党内的老对手。
曾经指挥刺杀吉鸿昌的陈恭澍，跟随军统头子戴笠，领着从国内不同地方抽调人员组成的特务组，来到了河内。戴笠对他们再三叮咛：“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不但要好好掌握，也应该做出表现，否则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
戴笠走后，特务组联系到一个叫做魏春风的人，他的女朋友有个亲叔伯哥哥是警察局的，恰巧就被派在汪精卫的住宅附近巡逻。特务组侦察到汪精卫的住所，在高朗街二十七号，是坐落在小花园中间的一座三层楼的小洋房。汪精卫夫妇住着三楼的大卧室，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夫妇则住在三楼的小卧室。
这座洋房的二楼有个会客厅，还有几间卧室，住着汪精卫的随从人员。一楼除了车库以外，就是服务人员和卫士的住所。
陈恭澍并没有急于动手。他们在汪精卫住宅的对面租了一所房子，住在里面观察汪精卫的动静。一个多月后，他们对汪精卫及其随从的起居和各个卧室内的情况，全都了如指掌。
3月19日，陈恭澍接到戴笠从重庆发来的急电，要他们对汪精卫采取行动。21日夜，他带领其余五名刺客，用斧头砍断小花园的竹篱，潜进花园，搭起人梯，攀上窗门，然后甩出钩索，攀着绳子爬上三楼，进入走廊。
职业刺客们身手麻利，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当，可惜他们疏忽了一个细节。前一天晚上，曾仲鸣的妻子方君璧带着小孩从香港来到河内，汪精卫临时把大房间让给曾仲鸣夫妇，他自己搬到小卧室了。
刺客们似乎都不知道这个变化，特工唐英杰一口咬定汪精卫就是住在大卧室。于是，刺客们冲过去，砍开房门，几支枪对准床上的人射击。刺客们以为得手，立即撤走。曾仲鸣胸中三枪，在医院里强撑着把所有的支票都签上名，因为汪精卫潜逃时所带的钱都是以他的名义存入银行的。他把钱留给了汪精卫，自己一命呜呼，成了汪精卫的替死鬼。而汪精卫本人在一个月后，由日本特务严密保护，从河内到达海防，然后秘密乘坐日本轮船“北光丸”号抵达上海，策划组织傀儡政权。
特务组刺杀汪精卫失误，是否有人误导或是给刺杀对象通风报信，史学家们至今仍在考证，尚无定论。
就在陈恭澍特务组准备刺杀汪精卫的那段日子里，蒋介石发现武汉的日军正在蠢蠢欲动。他从种种迹象判断，日军即将进攻南昌。
机械化纵队和火炮群攻打南昌（2）
冈村宁次进入武汉不久，就有了一种危机感。他在武汉会战中出任第十一军司令官，上任之初，急功近利，致使部队损兵折将，进展不力，因而深深自责。又因派出松浦师团孤军冒进，导致天皇为陷入万家岭重围的三万日军而心焦，畑俊六大将亲自插手指挥，仍然未能挽救一个整师团被薛岳吃掉的命运，冈村自然受到很大刺激，变得小心谨慎。会战结束之后，他担心中国第三战区与第九战区相互呼应，一起发动攻势，第五战区在江北响应，有可能将他的第十一军困在武汉。
冈村发现，薛岳这个可怕的对手，正在积极部署修水方面的战线。南昌，这个南浔铁路和浙赣铁路相交的省会城市，令冈村觉得如鲠在喉。他急于在他曾经大为丢脸的南浔线战场捞回一点资本。
1939年1月的最后一天，畑俊六同意了冈村的作战方案，决心铲除南昌这个巨大的威胁。发起攻击的日期，确定在3月20日。
日军的动向刺激了蒋介石，他认为先下手为强。1939年国际妇女节那一天，他向薛岳发出命令：第九战区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立即转为攻势，以打破日军的企图。但是，薛岳已经懂得不能盲目服从蒋介石，他说部队正在整训，需要补给，提请延期发动攻势。
薛岳正在忙于布防。他在江西和湖南的北部，部署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防守南昌地区；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防守武宁地区；樊崧甫的湘鄂赣边区挺进军第八军在武宁以北横路附近占领防御阵地；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守备湖北南部和湖南北部；卢汉的第一集团军及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控制长沙、浏阳和醴陵地区，为机动部队。
在日军将领中，冈村宁次不仅自负，而且较有头脑。南昌会战紧随武汉会战之后，是日本华中派遣军的第一个大规模攻势，冈村居然做出决定：不用精锐部队，让败军第一○一师团和第一○六师团担任主攻。这个决定在日军中引起轩然大波。松浦师团在万家岭战役中遭到毁灭性打击，是日军最弱的部队，师团长换成了中井良太郎。而第一○一师团从上海打到江西北部，大伤了元气，又在万家岭丢了两个联队，师团长换成了斋藤弥平太，冈村让他们攻打南昌，连东京大本营都强烈反对。可是冈村一意孤行，不愿改变。
为了南昌会战，冈村一共调用三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团。除了将上述两个弱势师团用于正面攻坚外，他将精锐的稻叶师团单独用于武宁正面，将藤堂高英的独立第十四混成旅团用作占领军。
冈村并非不在正面使用精锐的部队，只是不用精锐的步兵。他集中使用战车与炮兵，组建一支强大的机械化攻击纵队，这才是他所需要的精锐。
他的这种做法，改革了日军的传统。日军一贯将战车分散到各个步兵师团分割使用。这一次，冈村打破常规，集中了七十六辆八九式中型战车和五十九辆九四式轻型战车，独立编组为一个战车队，用作突破兵力，并以装甲汽车装载一个步兵大队协同作战，实力相当于两个战车团。加上工兵、步兵和其他特种兵，这个战车群几乎就是一个完整的装甲师。另外，冈村还指定第三飞行团的第四十五战队专为战车队提供空中支持，并派侦察中队连续探察守军动态。这个战车群，具备完整的地空协同作战条件。
冈村在主攻方面集中机械化兵力，形成优势，在助攻方面佯动佯攻，钳制守军。他把日军主渡河点选在河流向己方凸出、对岸交通便利的地方，既便于渡河前兵力调动和集结，又便于渡河后向纵深发展。而守军在修水南岸的防线，未能形成纵深，一点被突破，全局就被动。守军撤退时又没有彻底破坏交通，致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快速突进。
冈村对这次部署自鸣得意，后来在回忆录中自吹自擂，说他集中使用战车比德军还早。其实，他的战车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有的，那时候，协约国就是用战车群正面突破德军壕沟，继而在步兵掩护下扩大战果。何况，日军的战车并不难摧毁，其质量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出了名的，用小口径的战车防御炮就能对付。
遗憾的是，中国军队的战防炮部队还处在实验阶段，多半还在学校里集中训练。原本应该编在各步兵师的战防炮连，被集中编为独立团，部署在后方，就不能发挥功效了。
徐州会战中，日军曾大量使用战车，守军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