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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正在支吾，宋黎说：“我是东北人，现在东北军工作，找朋友商谈打回老家去。”
“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
巡逻队一听，对特务说：“这是抗日，是爱国，有什么罪呢？岂有此理！”这时，过路行人也围过来，七嘴八舌指责特务。巡逻队把宋黎从特务手里抢过来，要求特务出示逮捕证。特务拿不出来，群众哄然大哗，有的要动手打特务。巡逻队长下令，将宋黎和两名特务，一起带到端履门宪兵营营部。
代理营长谢晋生正在营部值班，他是认识宋黎的。谢晋生是杨虎城的心腹，他的家是专为重要共产党人设置的住所。与杨虎城直接接触的共产党人，如毛泽东的秘书张文彬，就住在谢晋生家里。
谢晋生命令宪兵先将特务押到另一间屋子，他自己把宋黎请到营部值班室。宋黎首先从裤兜里掏出秘密文件，交给谢晋生保管，然后就给张学良挂电话。
张学良听到特务竟敢抓他身边的大员，非常生气，立刻派关副官前往西北饭店查看。不料，关副官刚走进宋黎的房间，就被潜伏的特务逮捕，押到省党部。
谢晋生安置好宋黎，便去盘查两名特务。特务一遍又一遍地表明身份，要求把宋黎带走。谢晋生以他们没有证件为由，不肯答应。特务万般无奈，要求先放他们去取证件，再来提人，还恐吓说：“逮捕宋黎是蒋委员长的命令，你们敢违抗吗？你们要负责，不许让宋黎跑掉，也不许转交给任何人。”
省党部也连续打电话找谢晋生，要把宋黎提走，但谢晋生叫手下说他不在，拖延时间。
谢晋生知道事关重大，便给杨虎城打电话请示。可是，深夜12点，电话打不通。他只好先把特务放了，叫他们回去取证件。然后，他给绥靖公署交际处处长申伯纯打电话说明情况，申伯纯立即赶过来，共同商量对策。接着，申伯纯打电话给张学良，说：“只要副司令要宋黎回去，我可以做主，放走宋黎。”
张学良不假思索，马上派卫队营营长孙鸣九带着卫队开车赶到端履门，把宋黎接回金家巷张公馆。张学良见宋黎受伤，又接到报告，得知马绍周和关副官已被抓到省党部，而且明天就要用飞机押解南京，立刻怒目圆睁。他派人把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找来，拍案大骂：
“我是代总司令，是代表蒋委员长的！我是中央执委，是代表中央的！你们瞧不起我张学良，就是瞧不起蒋委员长，瞧不起中央！省党部这些人算什么东西，竟敢如此藐视我！他们为什么要抓我的人？为什么抓共产党不让我知道？他们怎敢这样胆大妄为？”
邵力子见张学良发这么大的火，心惊肉跳，便弯腰曲背，低声下气地说：“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这个事我不清楚，容我马上去查明原委，再来报告。”
邵力子一走，张学良立刻打电话，命令刘多荃的一个团，从王曲跑步进城，又命令孙鸣九紧急集合卫队营，和进城的部队一起围抄省党部。张学良怕军统安排在他手下的特务晏道刚走漏风声，把他叫到金家巷，关在客厅里，既不和他见面，也不让他回去。
凌晨4点，邵力子从省党部再次来到张公馆，向张学良报告：“省党部逮捕宋黎、马绍周等共产党分子，是蒋委员长的指令，他们捕人未请示副司令，是他们不对，现托我向副司令报告，请示处理办法。”
张学良厉声说道：“什么共产党分子？什么蒋委员长指令？还不是那些东西捏造的假报告，诬陷好人！你不要管，我张某人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拂晓，东北军已将省党部团团包围。孙鸣九率领卫队营冲进大门，救出了正在受刑的马绍周和关副官，接着查抄了特务的电台和档案。其中有许多密电稿，是向蒋介石报告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不可靠，以及西安民众亲共抗日的情况，还有一份黑名单，列的都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甚至还有邵力子的黑材料。张学良把这些材料拿给邵力子看了，对他说：“过去我以为你也是他们一伙的，现在你看，他们连你也整上了。”
蒋系特务们被张学良抄了老窝，又怕又恨。蓝衣社“十三太保”之一的曾扩情坐卧不安，当天清晨就飞到广州去找蒋介石哭诉张学良的“目无法纪”和“背叛中央”，又说东北军和西北军与红军秘密联合，酝酿抗日，“逆迹显著”，请求蒋介石“早下决心，消弭隐患”。
张学良也致电蒋介石，申明陕西省党部捕去的人，都是总部职员，如有不法情事，应该通知总部依法处置。但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随便派便衣黑夜逮捕总部职员，又不带证件，是不信任张学良，不信任总部。他迫不得已，直接向省党部稍事惩戒，并索还被捕人员。他还表示，这件事不无急躁卤莽之处，自请处分，并请将被捕人员留在总部管教。当然，实际上他已经把人放了。
一边是曾扩情的报告，一边是张学良的来电，蒋介石气得大骂“娘希匹”。但是，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出兵湖南企图夺取南京政权的“两广事变”刚刚平息，蒋介石还来不及部署对付西北的军事，只好暂时忍住这口恶气，对张学良批了个“应免置议”的回电，还叫曾扩情回去不动声色。
张学良围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他直接打击了蒋系特务的气焰，也为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
收到毛泽东的信函
宋哲元、阎锡山和李济深等，都收到毛泽东的信函。
在汪锋受毛泽东之托去见杨虎城的时候，刘少奇从陕北到达天津，领导中共北方局和华北地区的抗日运动。北方局发动群众抵制日货，反对走私，举行政治示威游行、请愿、罢课和部分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同时，在全国许多城市组织各界救国团体。
刘少奇在天津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大力争取宋哲元和他的第二十九军倾向抗日。宋哲元军负责北平和天津一带的防务，处在抗击日军侵略华北的前哨。刘少奇认为，宋哲元的立场是动摇的，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于是把群众在“一二·九”运动中提出的“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从此以后，群众的救国运动取得了宋哲元的支持。
毛泽东在这年8月以中共中央名义给宋哲元写信，对他的抗日愿望和改变对群众救国运动的态度表示赞赏，希望第二十九军和红军建立联合战线。毛泽东派张经武去宋哲元那里做联络工作。1937年春，第二十九军办学兵队，中共党组织派遣党员参加受训，并给学兵队讲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宋哲元军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
山西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处在复杂的矛盾中。日军进攻绥东，威胁到他的生存，蒋介石派十个师进入山西不走，并派特务策动他的部队内部搞“河东独立”，企图取而代之。阎锡山则打算利用共产党巩固与发展他的力量。中共中央决定加大争取阎锡山的力度。
毛泽东致书阎锡山：“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信中通知阎锡山，红军俘虏的晋军第六十六师第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以下官兵及武器弹药全部送回，并派彭雪枫和周小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太原向阎锡山陈述中共的主张。
这时，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左派进步青年宋劭文等人，倡议组织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取名“抗日救国会”。阎锡山认为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团体，能壮大自己的声势，表示赞成组织民众救国，但不同意组织“抗日救国会”。他定名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并于“九一八”五周年这一天正式成立，亲自担任会长，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和刘岱峰等人任委员。
阎锡山派专人到北平，当面邀请共产党人薄一波等人回山西。中共北方局派出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由薄一波任书记。他们到达山西后，很快就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担任牺盟会的常委秘书，主持日常工作。随后，他又接办了山西牺盟会，大力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前面说过，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曾写信给傅作义，鼓励他率部抗日。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派出代表到西北、华北、广东、广西和四川等地，向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转达中共的抗日主张，谈判双方的联合。
西南地方实力派李济深、李宗仁和白崇禧曾提出“反蒋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