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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却是由今及昔，尤见感情的深沉。诗的后半部分，字面意思甚明，而其实亦用二典，“所惧非饥寒”用《庄子》中事：原宪居蓬蒿中，二日一炊，子贡结驷连骑以访之，曰“甚矣，子之病也！”原宪答曰“予贫也，非病也。”原宪不以贫为病，后人称之为“忧道不忧贫”。“所惧非饥寒”正其意。“贫富”二句用《韩非子》事：子夏曰“吾人见先王之义，出见富贵，二者交战于胸，故臞（瘦）；今见先王之义战胜，故肥”。“道胜无戚颜”，正是战胜而肥，心广体舒之状。二典由不忧病到道胜，层层推进，含义极浑厚，却以浅语出之，有绎之无穷之感。
这些就是本诗所以风骨凛凛的作法上的因素。
《咏贫士》七首在诗史上的意义极可注意，从诗体来看，它合阮籍《咏怀》与左思《咏史》于一体，钟嵘谓陶诗“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合《咏贫士》观之，正可见建安正始之风由晋而宋之传承。再以反观陶潜他作，可见洵如朱熹所云，陶诗之平淡之下实有豪放，“但豪放得不觉来耳。”（《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因此这一类诗，正是解开陶诗与建安风骨关系的钥匙。
从诗章组织看，组诗虽不起于陶，但如阮籍《咏怀》、左史《咏史》等，均各诗并列，是相近题材之组合。而《咏贫士》七首，有总有分，首尾呼应，脉络贯通，将组诗形式推进到新的高度，启后来杜甫《秋兴八首》等先声。
作者：赵昌平
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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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十八卷，多述古代海内外山川异物和神话传说。王充《论衡》和《吴越春秋》都说这书是大禹治水时命伯益记录而成，不可信，鲁迅认为是古代的巫书（见《中国小说史略》），晋郭璞曾为该书作注并题图赞，陶潜读的“山海图”，就是这种有图赞的《山海经》。《读山海经》“凡十三首，皆记二书（《山海经》及《穆天子传》）所载事物之异。而此发端一篇，特以写幽居自得之趣耳。”（元刘履《选诗补注》）其实，这首诗不但可见陶潜的生活乐趣，还反映了其读书态度及其诗歌创作之艺术极诣。陈仲醇就说：“予谓陶渊明诗此篇最佳。咏歌再三，可想陶然之趣。‘欲辨忘言’（指《饮酒》）之句，稍涉巧，不必愈此。”（《陶诗汇评》引）。诗共十六句一韵到底，然大体四句可为一解。
一起先从良辰好景叙开，结穴到“得其所哉”的快乐。“孟夏”四月，是紧接暮春的时序。“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丘迟《与陈伯之书》），到四月，树上的杂花虽然没有了，但草木却更加茂密，蔚为绿阴。“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扶疏”便是树木枝叶纷披的样子，陶氏山居笼在一片树阴之中，这是何等幽绝的环境。鸟群自然乐于到这林子中来营窠。“众鸟欣有托”一句，是赋象。然而联下“吾亦爱吾庐”之句，又是兴象——俨有兴发引起的妙用。“欣托”二字，正是“吾亦爱吾庐”的深刻原因。不是欣“吾庐”之堂华而宅高，而是如同张季鹰所谓：“人生贵得适意尔”。陶渊明此时已弃“名爵”而归来，于此“衡宇”（陋室）中，自可“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归去来兮辞》）他已感到今是昨非，得其所哉。“吾亦爱吾庐”，平平常常五个字，饱含有欣喜之情和无穷妙理。诗人推己及物，才觉得“众鸟”“有托”之“欣”。故“众鸟”一句，又可视为喻象。比较诗人自己的“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咏贫士》）二句，“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更能反映陶渊明得到心理平衡的精神状态，“观物观我，纯乎元气”（沈德潜《古诗源》），颇有泛神论的哲学趣味，大是名言。
紧接诗人就写“吾”在“吾庐”的耕读之乐及人事关系。“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二句值得玩味的，首先是由“既已”、“时还”等勾勒字反映的陶潜如何摆放耕种与读书之关系。显然，耕种在前，读书其次。这表现了诗人淳真朴质而富于人民性的人生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热爱生产劳动，正是陶渊明最可贵的品质之一。到孟夏，耕种既毕，收获尚早，正值农闲，他可以愉快地读书了。当然他还不是把所有的时间用来读书，这从“时还”二字可以体味。然而正是这样的偷闲读书，最有读书的兴味。关于陶潜是否接待客人，回答应是肯定的。他生性是乐群的人，“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移居》）便是他的自白。《宋书·隐逸传》则云：“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但如果对方有碍难而不来，他也不会感到遗憾。这种怡然自得之乐，比清人吴伟业《梅村》诗句“不好诣人贪客过”还要淡永。读者正该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这里，诗人信笔拈来好句，无意留下难题，使后世注家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解会。一种认为这两句都为一意：“居于僻巷，常使故人回车而去，意谓和世人很少往来”（《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注）；另一种认为两句各为一意：“车大辙深，此穷巷不来贵人。然颇回（召致）故人之驾，欢然酌酒而摘蔬以侑之。”（王士祯《古学千金谱》）无论哪一说，都无害陶渊明诗意。但比较而言，后说有颜延之“林间时宴开，颇回（召致）故人车”参证，也比较符合陶潜生活的实际情况。盖“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也，虽然“门虽设而常关”的情况也有。
如从“次写好友”（吴菘《论陶》）一说，则以下就是写田园以时鲜待客，共乐清景了。“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二句极有田园情趣。农村仲冬时酿酒，经春始成，称为“春酒”（《诗经·豳风·七月》“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初夏时节，正好开瓮取酌。举酒属客，不可无肴。诗人却只写“摘我园中蔬”，盖当时实情有此。四月正是蔬菜旺季，从地中旋摘菜蔬，是何等新鲜惬意的事。而主人的一片殷勤欣喜之情，亦洋溢笔端。“欢言”犹“欢然”。“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乃即景佳句，“微雨”“好风”的“好”“微”二字互文，即所谓和风细雨。风好，雨也好，吹面不寒，润衣不湿，且俱能助友人对酌之兴致。在很容易作成偶句的地方，陶渊明偏以散行写之，雨“从东来”、风“与之俱”，适见神情萧散，兴会绝佳，“不但兴会绝佳，安顿尤好。如系之‘吾亦爱吾庐’之下，正作两分两搭，局量狭小，虽佳亦不足存”（王夫之《古诗评选》），盖中幅垫以写人事的六句，便见“尺幅平远，故托体大”。
诗人就这样次第将欣托惬意、良辰好景、遇友乐事写足味后，复落到“时还读我书”即题面的“读山海经”上来，可谓曲终奏雅。“泛览周王传，流览山海图”，虽点到为止，却大有可以发挥之奥义。盖读书，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一是出于现实功利目的，拼命地读，由于压力很大，有时得“头悬梁，锥刺股”，可名之为“苏秦式苦读”。一是出于求知怡情目的，轻松地读，愉悦感甚强，“乐琴书以销忧”（《归去来兮辞》）、“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辄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可名之为“陶潜式乐读”。陶渊明“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虽读经书，已有“乐读”倾向。而在归园田居后，又大有发展。这里读的就不是圣经贤传，而是《山海经》、《穆天子传》（“周王传”）。《山海经》固然是古代神话之渊薮，而《穆天子传》也属神话传说（《晋书·束晢传》载“太康二年（221），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中有《穆天子传》五篇，叙周穆王驾八骏游行四海之事）。它们的文艺性、可读性很强。毛姆说：“没有人必须尽义务去读诗、小说或其它可以归入纯文学之类的各种文学作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