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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的需要分自然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它的自然属性是人的动物性需要,需要的
社会属性反映了人的社会性。他认为需要的社会性包含“人存在其中的社会关系制
造着人的需要”和“社会性需要要在社会关系中得到实现和满足”。由于需要的社
会性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它意味着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物质财富的占有与运用
仅仅是其形式而已。而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类需要的异化被推到极致,“人不是
消费的主人,而是消费的奴隶”。由此他认定,社会主义不仅要满足人的需要,它
更深刻的本质在于改变人的需要。满足需要与改变需要不能彼此分离,它们是一个
过程的两个方面,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
使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以改造,否则就不能算是社会主义。
现在可以看出,房宁认可的社会主义更本质的意义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因
为这“将是未来新价值体系的核心概念”“发展生产、扩充财富并不等于对人和人
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甚至也并不总是与人类进步的方向一致”。他认为,实现社会
和谐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第一步。只有消除人类之间的生存竞争,消除人的物化,
才能对整个社会生活及经济活动作出自主与自觉的调控,才能实现人类的自我克制、
自我超越,返璞归真,才能引导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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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宁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明显带有“空想色彩”和“左”字号的思
想特征,在学界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房宁的这个“方子”的本质与各种宗教相
似,不含多少科学的成分,救不了社会主义。
对房宁的理论争议最多的是他在“和谐社会主义”中流露的消极的经济观。持
异见者质问道:既然在现有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不能超过资本主义,那社会
主义还有什么用?如果是这样,便只剩下一件事可做:那就是,改变人的需要!每
人每月发30斤粮票足矣,穿灰布衣裳也尽可满足蔽体保暖的“自然需要”。
面对各种争议,房宁在一次与网友的交谈中表露了他对未来社会主义的信心,
他说:“我认为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支配下的某种社会运动,还会在未来的某一个
时刻广泛兴起,我丝毫不怀疑这一点。但是,我关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的思
考恰恰是在考虑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样式。”
争论是正常的,房宁似乎很喜欢各种善意的批评、讨论。这是他做人和治学的
一贯立场和风度。回首20多年来,房宁哪一篇重头文章没有引起过争议?但有谁像
他这样心平气和地对待批评和误解?他的真诚和虚怀若谷使他的许多论敌后来成了
他的朋友。
由于“和谐论”在网上引起反响,许多媒体找到房宁要求在平面媒体公开发表。
1998年此文以《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为题摘录了部分章节在《时代变迁与社会主
义》杂志上发表,旋即被《新华文摘》《东方》等多家杂志转载。“和谐论”引起
广泛关注。中国的许多意识形态部门都把该文作为重点研究的资料,此文在中国的
意识形态专家中几乎无人不晓。
还有论者这样说:房宁提出的“和谐社会主义”思想,有力地剔除了西方霸权
语系的影响,再次展示了人类另一种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式和途径。从这样一个角
度去把握,尽管“和谐论”不提“赶超”,但它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促
进解放作用,是无论如何都无法低估的。
一厢情愿的“和平与发展”, “新帝国主义”允许吗?
2003年,房宁的新作《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出版,再次引起关注。
这是伊拉克战争后,房宁对世界的又一次深刻反思。他断言,和平与发展的时
代已经走到尽头,随着资本国际大循环出现障碍,新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来临。
房宁关于“新帝国主义”的概念可追溯到1995年《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和
1999年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在这两本书中,他提出了“再殖民化”和
“后殖民主义”的概念。他把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成三段式:殖民主义时代,表
现为直接统治,超经济的掠夺;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变化,旧殖民主
义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新殖民主义产生,一种有利于
西方的世界经济秩序出现;但随着“发展的陷阱”使全球化出现障碍,西方国家不
得不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越发直接的控制和干涉,其手段日益向殖民主义时代复归,
房宁把它称为“后殖民主义”或“再殖民化”。
在房宁看来,后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最大区别是:后殖民时代,西方将不
再满足于间接地通过跨国公司、国际经济组织控制第三世界经济,进行价值转移。
西方将直接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部分或全面接管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主权,
直接掌握第三世界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房宁所称的这种“后殖民主义”就
是他后来所说的“新帝国主义”。
房宁分析了老帝国和新帝国的异同。其共同点主要表现在内容上,如扩张领土
及势力范围、强大军队、尚武精神等;不同点主要表现在形式上,如军力的量和质
的方面,侵略野心的膨胀程度,战争借口的不同等等。因此他把“新帝国”归纳为
5大特质:超强的军力,强权政治,文化帝国主义,恐怖加民主的帝国意识,先发制
人的战术手段等。
著名战略家张文木对房宁的“新帝国主义时代”的提法很感兴趣,他认为这是
房宁的“最重要判断”“因为它打破了人们关于‘和平与发展’的一厢情愿”。
事实上若干年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包括中国在内的政治家们都认为,世界
总的趋势是和平与发展,世界不会发生大的军事冲突。就像房宁所描述的:“20世
纪后半期的和平与发展,又给人类一种历史进步的印象。人们以为世界、历史彻底
改变了,全球化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
面结为一体。”但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让人们警醒:“和平与
发展的时代作为一种历史要结束了。”
中国如何面对新帝国主义时代,是房宁着重解答的问题。他认为,鉴于时代的
变化,鉴于美国的战略,鉴于美国的行动态势,我们应该对时代、对战略、对经济
与国防的关系进行全面的反思。
房宁一直强调,中美关系不取决于中国的态度。他认为,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
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中美之间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无法回避的。鉴于这样
的情况,中国需要自己的发展战略。
中国政策中经济优先的思路使房宁感到担扰。按照那样的思路,似乎“经济建
设搞上去,政治就稳定了,精神文明也发展了,道德也进步了,国防也会搞上去”。
他承认从抽象的意义上说,这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发展经济再搞国防,但中
间会有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经济发展上去以后,再转化为国防实力,但假如
这个过程中断了,我们的前途就不堪设想”。
房宁注意到,美国的战略与此正好相反,美国认为,综合国力最突出的表现就
是军事实力。美国这个实用主义的国家向来奉行实用主义的文化,它的眼中只有实
力,而且它认为这种实力的集中表现不是GDP ,更不是文化中国,而是军事实力。
房宁还看到,美国如果不能够用炸弹跟你对话的话,才能以文明方式,把对手当文
明人对待。反过来,如果你没有这个实力,那美国就认为你是野蛮人,用不着跟你
平等对话。他认为,“只有加速实现我们国防的现代化,只有具有了反侵略战争的
能力,我们才能防止美国用新帝国主义的办法削平对方,只有有了国防现代化的强
大保障,我们才有资格、有本钱去和世界平等地交往”,因此,“加速国防现代化
才是中美和平共处的基础”。
但是令房宁这类民族主义者气馁的是,中国人是一个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总
是讲究“以德服人,有容乃大”。这样的一种文化其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历代
的政策走向。他认为,有尚武精神的民族并不一定总是要通过战争解决争端,但总
是把战争看成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