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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和世界恐怖主义的领袖拉登先生的关系也不错。攻击美国的9。11事件，就是我从中提供的情报。如果你们不信，可以到省中心医院心理科的封闭病房去求证。我曾在那里成立过一个世界精神病人帝国，我是元首。作为元首，我当时曾给拉登先生颁布过一个我们帝国的荣誉公民的称号。美国，厉害吧，可他们就是找不到拉登先生。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拉登先生就藏在我们家的储藏室里。放在我家储藏室里的三十几箱茅台，这家伙给我喝得差不多了。我说，你喝吧，喝好了，还和美国去干。再说了，我家里的好酒，你拉登能喝得完？别说是我家了，哪一个副省级干部家里的好酒，你都喝不完。另外，我还多次为汪精卫先生提供过情报，所以军统多次暗杀汪先生的行动都以失败而告终。你们还不知道吧，历史上还有一个冤案，说袁世凯出卖了谭嗣同，导致了百日维新的失败。其实，是我把情报告诉给老佛爷的。理由很简单，慈禧太后是我表姐。对了，我可是正宗的皇亲国戚。我是正白旗，如果大清还在，我可能已经是皇帝了。不是皇帝也是九千岁，不是九千岁也是八贤王。不说了，不说了，历史的车轮是谁也挡不住的。包括我李大海。
听说你们对我的历史很感兴趣，我就给你们说说吧。如果你们把这些写进小说也可以，我不追究你们侵权。
1984年6月，进行机构改革的时候，我从一个普通教师被组织上选拔担任凤凰山镇副镇长，从此走上领导岗位。在组织的精心教育和大力培养下，我努力工作，岗位不断变化，职位不断提升，先后担任过青龙县县长、书记，山阴市副市长、市长，山阴市市委书记，K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我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组织关怀、培养的结果。我本应更加努力地为党、为人民工作，报答组织的培养恩情，却犯下了严重的违纪违法错误和罪行。
我是属兔子的，1950年6月，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双目失明，以算命为生，母亲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78年，母亲得了气管炎，之后身体一直不好，不能坚持正常的生产劳动。我有两个双目失明的弟弟，当时父亲的生意不好，家里比较困难。
记得1971年我奶奶去世时，家里还欠下300多元债，父母天天为此犯愁，担心何年何月才能够还清债务。我16岁高中毕业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深切体会到做农民的辛苦，起早摸黑，日晒雨淋，蚂蟥蚊子叮咬，劳动一天也只有几角钱。
1975年下半年，我到凤凰镇中心学校担任民办教师，吃住都在自己家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经济上的困境。1979年我考上大专，全家人都很开心。伴随着改革开放，农村经济的发展，父亲的生意越来越好，收入大大增加，条件极大改善，家里也建了新房，我深刻感受到经济基础的重要。
自从我走上工作岗位后，有了一份固定工作，拿国家工资，医药费可以报销，自己感到很欣慰，很自豪，所以工作也很安心，也很努力，对安逸的生活很满意。但由于我从小家里的经济条件就差，生活比较苦，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也没人帮忙，所以我时常担忧，不知今后家里还会不会再次出现困境。再加上两个弟弟均双目失明，特别是侄女出生后也是双目失明，我的担忧与日俱增，经常考虑经济上如何有保障，如何解决后辈的生存问题，不让后辈再次受苦。所以，我在如何打好经济基础的问题上考虑得比较多，有着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
在组织的不断培养下，我的工作岗位越来越重要，级别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我本想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华，更好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贡献，报答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人民的信任和期望。但随着我到外地出差、出国的机会越来越多，对外面精彩的世界没有正确的认识态度，使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改变了初衷。
记得1989年，我第一次去深圳、珠海，是随几个搞经济工作的领导一起去的。我们当时住的是四星级以上的宾馆，吃的都是饭店里最好的，一顿饭就要四五千元。看到他们潇洒自如，我感到做党务工作与搞经济工作大不一样，我一年的工资还抵不上一顿饭钱，感觉搞经济工作真好。
1993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有个企业老板高某送给我1000元美金，说是给我的出国花费。我感慨到，就凭自己挣的这点工资，想到国外买东西，那只能是望洋兴叹。当时，我感觉搞企业真好。
思想观念的变化，逐步反映在行动上。本来，领导干部的工作岗位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岗位，职位的提升，意味着更有条件、更有空间施展才华，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但由于自己思想受外界的干扰，我逐步认同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观点，把私利和金钱看重了。与此同时，我看到与我打交道的老板，一个个都很富有，他们每年的利润有几千万元、上亿元，甚至更多。看着他们的财富迅速增长，我也存在着心态不平衡和红眼病，认为他们的能力也不比我强多少，凭什么有那么多财富？看看他们赚钱也很容易，而自己工作那么辛苦，不仅要起早摸黑，还承担很大的责任风险，得到的工资又是那么少。我对经济上总不满足于现状，心态不平衡，时常有一种攀比思想，与老板比，与高收入阶层比，越比差距越大，越比心态越不平衡。
由于比较的方法不正确，比较的参照物、对象找错了，比较的内容、标准搞错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发生了更大的偏移。我认为，人生不仅要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后人考虑，虽然地位、职务、荣誉不能传承，但金钱、资产、物品可以继承，应该多积蓄点财富给后人。因而，金钱第一的思想在我的头脑里越来越深。
我虽然身处党政领导工作岗位，但是经常考虑经营上的事，实属“身在曹营心在汉”。同时，还想尝试自己的经营才能，要让财富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增大，致使自己离组织的要求越来越远。
在我长达十多年的违纪违法过程中，群众不时有举报，组织上也给我敲过警钟，但我没有清醒，不是去改正，而是去掩盖，继续去犯错误。我总以为朋友靠得住，并心存侥幸地认为，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会有问题，即使出了事，组织上查，也会有人替我挡一下。
而且，我还错误地认为，群众的举报涉及不到核心问题，他们掌握的只是一点皮毛，掌握不了实质，他们举报的只是道听途说的一些小事而已。只要自己不露马脚，不主动向组织反映问题，是查不到自己的。
所以，对一次一次的举报，我都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没有正确认识，没有举一反三，深思反省，没有认识到自己违纪违法问题的严重性，总以为只要事情做得牢靠，是可以过关的。
严重的侥幸心理，使我没有悬崖勒马及时去改正错误，而是去掩盖错误，企图蒙混过关，致使自己的胆子越来越大，错误越犯越大，在犯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我的经历太复杂了，如果是司马迁或者是曹雪芹能过来帮我整理，写上个上千万字，差不多才能挂一漏万地为我真正立个阿L正传。
多已经多年没有亲自动手写过材料了，有秘书在，我们当领导的谁会自己动笔。这篇纲领性文件，是我亲笔所写，虽然称不上是高屋建瓴，但也算得上是振聋发聩。
对了，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中间我个人经历那一部分就是抄人家的，我只是动了几个字。不过，我看那家伙和我的经历和思想也很相近。都是从普通人家的苦孩子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经历和思想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我也是贪财加上侥幸，跟那个人是一样的。
最后，我有一个建议，是给组织上的。咱们现在的体制有很大问题，那就是一个官员一旦出了事，就只说人家的过，不说人家的功。这不客观也不全面，人家的心里肯定不服。另外，一定级别的干部，谁没有问题？查谁都有问题，不查都没有问题。有些干部干到一定的级别，风险越来越大，就要给人家留一条后路。比如，授予公、侯、伯、子、男的相应爵位。就拿我来说吧，你早点授予我一个公爵，侯爵也行，我手里已经有了花不完的钱，你们再给我一个体面的爵位，让我平安着陆，体面地退下来，对谁都有好处不是？
算了，算了。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