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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人能够把他生平仅见的一部好书，不经阅读，就还给人，以免耽误打猎；能够中途抛开一段妙论，去赶着赴筵；……能够因为当时手头的钱只够买张喜剧门票，而把自己原本乐意周济的一个穷人撵走。”
①趋乐避苦的感官享乐是随时变化的，“因而他的幸福概念也随他的需要而定。”
②同一个人在遇到不同的感性享受和感性需求时都可能发生变化，那么，不同的人在同一件事情上或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事情上，其变化更是多种多样。
这样，一个人认为是幸福的东西，另一个人可能恰恰相反。由于对感性欲望的要求和理解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
①②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２１—２２、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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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第二章 西方理性主义幸福观
种种偶然的经验可能影响或支配每个人对其行为的选择，这种经验主义幸福论就不可能建立在普遍有效的共同标准之上，幸福就没有规律可循，这不符合康德所倡导的道德律令和道德法则。康德严厉指出，如果按照经验主义者快乐即幸福的观点理解幸福，那么，人的幸福与动物的求生愿望就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都是一种生物的本能反应。所以，如果把物质享受、财富聚敛、感官快乐等作为幸福的要素或标准，那么，幸福就与伦理道德毫无关系。
善良意志是幸福的条件A康德对经验主义幸福论的批判，是为了确立理性和道德律令的位置。他还对功利主义伦理学、爱尔维修、沙甫茨伯利和休谟等人的伦理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这些伦理学体系的一个共同特征、共同错误是，把经验的、情感的、功利的等感性东西作为道德的基础和标准，作为幸福的条件和前提，因而没有普遍有效性。康德试图从善良意志出发，超越经验的局限，建立起以内心信念和道德律令为原则的形式伦理学。在康德看来，道德的标准不是行为的目的，不是行为的效果，而只能是行为的意图（动机）
；任何一个行为首先必须符合道德动机，遵照道德律令。
他举例说，像理解、明智、判断力等这些人的精神上的才能，像勇敢、果断、忍耐等这些人的性格上的素质，从很多方面看，当然是善的，而且是令人羡慕的，但是，即便是这样一些具有善的特性的东西，如果没有善良意志的指导，它们也可能是极大的恶，非常有害。比如一个恶棍，如果他表现出沉着和冷静的素质，那么，他所实施的行为可能更加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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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３４
险、更加狠毒。所以，当我们在赞赏某些善的品质时，不能忘记善良意志的存在和作用，必须把善良意志作为这些善的前提和条件，用善良意志来指导具体的善的行为。善良意志是判断事物能否给人带来幸福的首要条件。康德认为，虽然生活中善的东西能够给人带来幸福，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善良的意志去指导这些善的东西对心灵的影响，使行动原则和普遍目的相符合，那么，“财富、权力、荣誉甚至健康和全部生活美好、境遇如意，也就是那名为幸福的东西，就使人自满，并由此经常使人傲慢”。
①长此以往，幸福就会远离这些人而去。所以，一个人若想获得持久的、真正的幸福，必须具有理性、具有善良意志。
康德认为，具有普遍道德价值意义的善良意志，不能从经验主义者所说的人的本性中找到，也不可能来自上帝的意志和某个权威，而是来自人的理性本身。
这样的善良意志，是无条件的善，具有内在的无条件的价值。
“在世界之中，一般地，甚至在世界之外，除了善良意志，不可能设想一个无条件善的东西。”
②
由于善良意志的这种特性，康德不仅把它看作一切品行是否具有道德价值和幸福的必然条件，而且还进一步指出，善良意志本身就是善的，它“并不因它所促成的事物而善、并不因它所期望的事物而善，也不因它善于达到预定的目标而善，而仅是由于意愿而善，它是自在的善。并且，就它自身
①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８月版（下同）
，第４２页。
②②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第４２、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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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第二章 西方理性主义幸福观
来看，它自为地就是无比高贵。任何为了满足一切爱好而产生的东西，甚至所有爱好的总和，都不能望其项背。如果由于生不逢时，或者由于无情自然的苛待，这样的意志完全丧失了实现其意图的能力。如果他竭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仍然还是一无所得，所剩下的只是善良意志（当然不是个单纯的愿望，而是用尽了一切力所能及的办法）
，它仍然如一颗宝石一样，自身就发射着耀目的光芒，自身之内就具有价值。“
②康德的这段话告诉我们，在人的所有爱好或欲望之中，即使丧失了其他所有的爱好或欲望，但只要拥有善良意志，那么，他仍然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幸福的人。因为善良意志自身就具有价值，就具有人所追求的最高幸福。
幸福存在于至善之中A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排斥了个人的物质利益、情感兴趣和爱好等等，这是与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伦理学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但是，康德也面临着问题，他所推崇的道德律令，一旦被人们用于行为实践，就不能不涉及个人的利益、情感、爱好等问题，否则，道德律令就是人们头脑中的抽象，就没有实际的用处。康德提出至善论来解决这个问题。按照康德的理解，至善是最高的道德理想境界，它由两方面的要素组成，一是与人的利益、爱好、感情相联系的幸福；二是与人的理性相联系的德行，德行是使人能够配享幸福的一种价值。这两方面要素，在康德看来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
提出至善论，康德的用意是调和德行与幸福的关系。他指出，“德性和幸福是被人思想为必然结合在那对我们说来有实践作用（即可以通过我们的意志实现出的）的至善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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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５４
的“。
①但在至善概念中，德行和幸福不是并列的、平行的关系，而是有主次之分的。康德认为，幸福无论如何也不能居于德行之上。
在他看来，尽管我们有责任使自己获得幸福，如果没有幸福或遭遇不幸可能使人被恶行所诱惑，甚至去做恶事，但是，如果把幸福作为至善的最高条件，显然又与他竭力主张的动机论和义务论的原理相违背，因而，幸福也不能作为至善的最高条件。这样，只是为了幸福而实践德行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德行是不能作为手段或工具来对待的。康德坚持认为，在至善概念中，只有德行才能居于最高地位，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德行也必然产生幸福，从而实现至善这个完善境界。
“道德乃是至上的善（作为至善的第一条件）
，至于幸福则构成至善的第二要素，……只有在划分了这样一种先后次序之后，至善才能成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全部对象“。
②
这种观点，与康德把善良意志作为幸福的条件的看法一致。
按照康德对至善这个道德理想的理解，似乎只有履行德行，并由德行而带来幸福，这才是最完满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往往并非如此。一方面，具备良好德行的人，常常得不到幸福，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不能获得物质利益的满足和感官需求的享受；另一方面，一些没有德行的人，却可能拥有万贯家财和高官厚禄。这种情形，是德行与幸福的背离，我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常可以见到。康德意识到这个矛盾的存在，他说：“我们纵然极其严格地遵行道德法则，也不能因此就期望，幸福与德行能够在尘世上必然地结合起来，
①②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１１６、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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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第二章 西方理性主义幸福观
合乎我们所谓至善“。
①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很显然，用康德自己建立起来的动机论和义务论伦理学体系，提供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但对道德哲学的探索和研究、对人类道德理想的向往，使得康德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就此作罢。所以，他提出了三个著名的假设，试图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