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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民党方面配合不周，才使其未能成功。顾顺章是知道南京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潜有中共人员的。在汉口被捕后，他立即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但汉口方面按捺不住抓住大鱼的兴奋，还是将顾顺章被捕并叛变的消息电告南京，而在南京接收这电报的，就是钱壮飞。据说，当顾顺章得知已向南京发报时，跌足长叹：“抓不住周恩来了！”
但周恩来再能干，也只能让上海的诸要角躲过此劫。顾顺章还是让中共遭受重创。毕竟，他知道得太多。许多基层的“交通线”、“联络员”，是他亲手建立和安置的，这些，周恩来不可能都知道，即便都知道，也来不及一一通知。顾顺章叛变后，武汉方面的中共“联络员”就全部被捕杀。也有几个中共要人死于顾顺章之手。其时，恽代英被关押在南京，但化名王作霖，国民党方面并不知其真实身份，而中共方面的营救也有望成功。顾顺章一到南京，立即揭露了真相，于是恽代英立即被处决。其时的中共“一把手”向忠发，也是由于顾顺章深知其习性，才被捕的。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中央决定向忠发去江西“苏区”。但他临行前却不顾周恩来们的告诫，偷偷去与情妇会面并迟迟不归，终于落入顾顺章安排的人之手。如果说顾顺章是本领高强的城市流氓，那向忠发就是一个草包流氓，在中共党内也不过是傀儡。所以，他虽然也像顾顺章那样一被捕即叛变，但对于国民党来说，终无长期利用价值，还是立即把他给杀了。顾顺章还亲自带人到香港，抓获了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被捕后，也遭惨杀。1933年，陈赓赴“苏区”前夕，也在上海落入了顾顺章布下的罗网。只因为陈赓对蒋介石有救命之恩，蒋介石才不得不“放虎归山”。顾顺章在中共党内原本专门负责杀叛徒。他成了叛徒后，中共方面便没有了能杀他的人，最后还是国民党把他杀了。
如果顾顺章能将在上海的中共要角一网打尽，那此后的历史当然要大大改写。但即便他未能做到当初想做的，他的叛变，也还是极大地影响了中共的历史，当然也就极大地影响了此后中国历史的面目。1933年初，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这在中共党史上其实是一件极大的事情。本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组织上，中共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才是中共的“正途”。也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当毛泽东等人热衷于农民运动，热衷于创建农民军队时，在上海等的中共中央曾忧心忡忡，一再地敲警钟、泼冷水。在顾顺章叛变前，要说把中共中央迁往乡村，那是不可想象的。早期中共人士，后来成为铁杆“托派”的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说：“在那时，无论国际或中共，甚至江西的毛泽东，都不曾想到把工作中心由城市搬向乡村，也没有谁敢主张将党的基础从工人转移到农民身上。既然坚持城市第一与工人领导的路线，那当然要把党的中心工作放在上海。党几乎是集中了最大力量，要建立和扩大上海工人区中的组织。”＇3＇而最终决定把工作中心从城市移往乡村、把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往瑞金，并非是理念有了转变，并非是思想上、原则上向毛泽东屈服，而实在是迫不得己。
到了1932年的时候，中共中央便决定迁往江西，这是因为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了，中共在城市的工作也实在难以开展了。而这与顾顺章的叛变有极大的关系。国民党有了顾顺章来对付上海的中共地下党，中共地下党就真正遇上了克星。顾顺章叛变后，首先那些与顾顺章极为熟稔的人，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例如周恩来，长期直接指挥顾顺章。聪明过人的顾顺章，对周恩来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活动规律、伪装技巧等都了如指掌。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亲自带人对其家人采取了措施，也使得顾顺章对周恩来切齿痛恨，必欲捕周而后快。周恩来地下工作的经验再丰富，在上海滩上再怎样长袖善舞，再怎样适合在城市工作，也不能不离开了。在整个中央机关决定迁往江西前，周恩来便于1931年底来到了江西。周恩来可谓是中共在上海的灵魂。在上海，没有了周恩来的中共中央，也实在难有作为。向忠发被捕杀后，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领军人物王明（陈绍禹）成为中共总书记。这本来是他梦寐以求的。王明1925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即攀附在共产国际内分管中国的米夫，一心要登上中共最高领袖的宝座。米夫与王明朋比为奸，对瞿秋白进行了不择手段的打击迫害。但王明其人，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废物，是那种秀而不实的东西。他虽然做梦都想执掌中共最高权力，但他做梦都没有想到是在如此险恶的情势下得到这权力的。不断有人被捕杀，使王明心惊胆战，不多久，便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于1931年10月跑到苏联去了。
中共中央迁往江西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中央上海局，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李竹声任书记。1934年6月，李竹声被捕后叛变。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盛岳（盛忠亮）接任李竹声成为上海局书记。1934年10月，盛岳被捕后亦叛变，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后移居美国。盛岳是王明的亲信，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更是王明的打手。盛岳在美国写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其中这样说到顾顺章被捕后的王明：“当时中共内部的形势如下：首先，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形势恶化。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中共情报网的头头顾顺章在武汉三镇被捕。……上海的中共秘密机关的接连遭到破坏，使得中共高级成员惊魂不定，垂头丧气。陈绍禹被仓促选为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以填补向忠发的空缺。……陈绍禹最初谋求江苏省委领导权，是因为当时担任这一工作还不冒太大危险；但到他真的把这一职务搞到手时，它已成为最危险的工作。所以他完全可以说是生活在经常的恐怖之中。他的突然提升虽然减轻一些他的危险，却绝没有稍减他的恐惧。他就像惊弓之鸟，很少在中央的会议上露面，不敢住旅馆、公寓甚至单独的私人房屋。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搬到上海郊区的一座疗养院去住。他委派康生为他安排此事。另一位中央委员陈云也担任他的副官，因为在顾顺章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在汉口被捕后，陈云就被任命为中共的情报部长。陈云的职务，使他不得不服从陈绍禹的命令。陈绍禹和他漂亮的妻子孟庆树不久就搬进了疗养院。为了安全，陈绍禹要租下整个一层楼。他们要康生、陈云去同疗养院院方商谈此事。康、陈二人力劝，这样做反而只会引起怀疑和危害他们的安全，但陈绍禹不听，坚持按他的话去做。康、陈没法，只好租了一整层楼。中共中央为此支付了一笔可观的租金。陈氏夫妇搬进疗养院后，足不出户，实际上成了隐士。陈绍禹事无大小，全都交给康生、陈云去办。由于缺少得力领导，中共的工作实际上陷于停顿。陈绍禹夫妇的隐居生活一直延续到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七月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机关及一个秘密印刷所被破获，包括罗绮园、杨匏安在内的二十三名宣传部重要人员被捕。陈害怕再留在上海，在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辞去了中央总书记。他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回到了莫斯科，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去延安。”＇4＇
王明辞职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卢福坦短暂地代理过总书记。1931年9月，也是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秦邦宪（博古）被推到了中共最高领袖的位置上，从此开始了三年零三个月的秦邦宪统治时期。秦邦宪1907年生，1926年冬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成为王明的干将。1930年5月回国。1931年1月，在由米夫操纵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秦邦宪一跃而成为中央委员。1931年底，周恩来去了江西“苏区”，留下24岁、实际工作经验少得可怜的秦邦宪在上海支撑危局。不用说，这是支撑不久的。1933年1月，秦邦宪与陈云一起，到了江西“中央苏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心脏移植到了乡村，意味着中共从此把工作重心放到了农村。这不但导致了1949年以前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更导致了1949年后以农村改造城市的政略。所以，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