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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与民族斗争突然紧张起来,令人迷惑的现象层出不穷,人人都要了解,人人都想行动。《斗争》在小小范围内,多少能满足一些人的要求。……中共在客观形势的打击下,从无以复加的‘左’边跳回来改作民主斗争时,却变成无以复加的右了。他们几年来替托派的民主政纲恶意描绘的那幅漫画,现在则放上自己的嘴脸而作为民主的真容了。他们道道地地的将取消主义的实质冒充了民主斗争。昨天,他们将任何形式的国民会议要求称为叛变;今天,他们非但要求国民会议(除去了革命内容的),甚至,为了要取得国民党承认的‘合作’,竟不惜放弃阶级斗争,取消红军编制,改宗三民主义……这个转变确是太大了,太突兀了,以致不但使党外人看了莫明其妙,便是党内人也都觉得非常奇怪。”'5'
斯大林及其主宰的共产国际之所以强令中共放低姿态与国民党和解,之所以要让中国的各种政治军事力量停止相互斗争、厮杀从而结成反抗日本的“民族统一战线”,并不是为中国考虑,而是从苏联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当时,疯狂了的日本,并不以侵占中国为满足。那些年间,斯大林非常担心的一件事,就是日本在中国站稳脚跟后,以东北为跳板进攻苏联。斯大林为了避免苏联遭受日本的攻击,采取了多种措施。积极谋求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是措施之一种。苏方经过数年努力,终于在1941年4月与日本订立了《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而让中国长久地牵制日本、使日本无力抽身侵苏,也是斯大林的谋略之一。如果国共之间的内战不停,对日本侵占中国当然是极有利的。要使中日之间的战争长期处于胶着状态,国共之间的内战就必须停止。正是基于这种算计,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才要求中共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低首下心地向国民党求和。中国的托派认为这是牺牲了政治信念,但像斯大林这样的人,从来不会把政治信念放在第一位的;中国托派认为这是在拿原则做交易,但像斯大林这样的人,原则从来就是拿来做交易的。
中国托派对中共新路线的反对,自然对斯大林的谋略是一种干扰和破坏。为了化解这种干扰和破坏,共产国际决定给中国托派的脑袋上扣上“汉奸”的帽子,并且捏造出托派接受日圆津贴的罪名。所以,“托派汉奸”之说以及接受日圆谣言,也是起源于莫斯科。
四
当托派积极反对中共的新路线时,鲁迅的思想动态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1930年3月,当“左联”在上海成立时,鲁迅是参加了的。但鲁迅与“左联”的关系,与其说是与一种组织的关系,毋宁说是与瞿秋白、冯雪峰等几个较谈得来的友人的关系。几年后,瞿、冯离开上海到瑞金,“左联”由鲁迅所极不喜欢的周扬等人完全控制,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其实也就名存实亡。1935年底,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八一宣言》的精神传到上海,周扬们决定解散“左联”。不管王明等人是否明确地下达过解散“左联”的指示,周扬们做出解散“左联”的决定,都是符合斯大林为中共设定的新路线的。既然在政治上要与国民党旧梦重温、伯歌季舞,要与各种力量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在文艺上又岂能不服从这一总路线。对于解散“左联”,鲁迅一开始是不能接受的。他不能明白“民族统一战线”为何不能与“左联”并存,继而要求,在解散时发布一个宣言。在鲁迅看来,无声无息地散伙,那不是“解散”而是“溃散”。但周扬们急于要去闹腾“救国会运动”,终于连这点意见也未能接受,还是令“左联”作鸟兽散。在周扬们看来,“左联”是党领导下的组织,如何成立如何解散,都只能听命于党的指示和服从于党在当下的方针政策;而鲁迅反对解散“左联”,鲁迅要求发布解散“宣言”,都是无理取闹。当年与周扬一起工作的中共党员王翰,在1979回忆往事时,还有这样的说法:“对于工作的转变,也存在一些分歧。文委提出解散文总和各个‘联’,建立广泛的群众性组织,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当然是正确的。文委筹建救国会是有成绩的。鲁迅对解散左联一事指责周扬,这种指责是不对的。一则从全局看,为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政府和红军都改名了,那么,为了适应转变,左联等组织改变名称更无可非议了;二则当时党的力量有限,要另配一套干部做救国会工作是不可能的。”'6'
“左联”“溃散”后,又有“两个口号之争”。周扬们针对新的形势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而鲁迅、胡风等认为“国防文学”过于模糊,主张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对于周扬们来说,“口号”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让步。一时间争论十分激烈。一些拥护“国防文学”口号者,甚至指责鲁迅“破坏统一战线”。
“左联”“溃散”后,上海滩上各种名目的“救国会”不计其数,周扬们也在文艺界策划了新的组织,但鲁迅拒绝加入其中的任何一种。周扬们张罗新的组织,当然非常需要鲁迅的捧场。但周扬们百计拉拢,鲁迅却一律拒绝。据胡风回忆,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临时委员会书记的邓洁,还亲自约见鲁迅,试图说服鲁迅出马,但也未能成功。'7'不愿意介入新的组织,自然就会被认为是对“统一战线”的抗拒,因而也就罪大恶极了。
凡此种种,其时也在上海滩上活动的托派,当然看在眼里,热在心里。鲁迅与文艺上的新路线的不合作,鲁迅与“统一战线”之间的紧张关系,都让托派觉得鲁迅是自己的“同路人”。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我没有清楚当时发生于上海左翼文人中间的争论的情形。后来也不曾有机会去阅读那一争论的有关文章,不过大体是知道的,它多少牵涉到文学中的阶级斗争立场和阶级合作立场之争,代表前者的是鲁迅,他较执著于左翼作家们的原有立场;代表后者的是徐懋庸、周起应(即周扬)等,他们无条件拥护新政策的文学路线。故若从更大的背景看,这简单是斯大林由‘第三时期’转入‘人民阵线’时引起的一点新旧之争。徐周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不甚赞同,他认为应该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我们并不以为‘第三时期’比‘人民阵线’较为正确;但在鲁迅和徐懋庸等人的争论,亦即他和斯大林政策新转变的争论中,却多少表示了真诚的革命者对于阶级斗争的坚定,对于无条件投降于国家主义的厌恶。鲁迅始终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永远是一个同情被压迫与被践踏者斗争的战士,因而即使不是思想上,至少在感情上他仍是阶级斗争学说的服膺者。何况,在他思想和行动的逐渐成长中,反对各式各样国家主义学说的斗争,曾起了决定性作用。现在(一九三六年),提倡了多年的‘普罗文学’,与国民党御用文学及所谓‘第三种人’等作了长期尖锐斗争之后,忽而要掉转枪头,化敌为友,从事什么‘国防文学’了,在他心里当然不会舒适安静的。于是引起了争论,而且这个‘内部’争论,传到了我们耳中。陈其昌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于是写了一封信(此信后来附印在鲁迅的复信后面,被收入全集中),附上《斗争》及另外几册中译的托洛茨基的小书,由内山书店转送鲁迅。”'8'
五
王凡西指出是对国家主义的厌恶,使得鲁迅反对“国防文学”的口号,对中共新路线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是相当准确的。不过,这是王凡西的看法,而且是王凡西20年之后的看法。而陈其昌“拉拢”鲁迅,并非托派中央的决定,只是陈其昌个人的心血来潮。何况即使是王凡西,也没有看到鲁迅与托派根本的不同。托派反对中共新路线,是因为民族斗争压倒了阶级斗争,而鲁迅所担忧的,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托派是从阶级斗争的立场反对中共新路线的,而鲁迅是从“立人”的立场拒绝周扬们变戏法式的方针政策的。鲁迅所忧虑的,是救亡彻底压倒了启蒙。因为在鲁迅看来,救亡与启蒙是并不矛盾的,非但不矛盾,甚至启蒙即救亡,而且只有启蒙才是最彻底最有效最可靠的救亡。因为只有完成了“立人”的大业,只有中国这“沙聚之邦”终于“转成人国”,中国才能真正得救,否则,广大的民众只有两种境遇:要么沦为异族的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