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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古希腊罗马哲学》，第２３０页。
④柏拉图：《理想国》，第１２８—１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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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３４
内部还分成许多个更小的对立部分。“
①“自私的”
党争使局部利益压倒了全体利益，党派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人们对于城邦的效忠反倒不如对于某一党派的效忠。在理想国里，党争将不复存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柏拉图主张在统治阶级中实行共产共妻主义，放弃私人财产和家庭生活。
其理由是，私有财产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和“自私的”党争，而自私主要是由于家室妻儿之累所致。治国者（及辅助者）热衷于私家生活，足以妨碍其为国为民谋求幸福的崇高目标。这就是柏拉图的著名的“共产主义”。须注意的是，第一，除对统治阶级外，柏拉图并不一般排斥私产和家庭生活，生产阶级成员可在政府的严格监督下建立家庭和拥有私产。第二，柏氏的共产学说并非为了消灭阶级，而是为了根除导致党争和贫富对抗的经济根源：自私的利益，从而保障全体的利益与城邦的和谐。基于以上两点，正如熊彼特所说，把柏拉图“说成是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或者这些运动的先驱者是没有意义的。”
②
柏拉图社会理论的基本点是只有统一的生活才能产生社会全体的和谐，统一的生活只能基于公民的信念统一，而这唯有通过对个人生活的全面的具体入微的严格管制才有可能。从这种信念出发，柏拉图极端蔑视个人自由的价值。理想国本质上是总体主义的，因此，柏拉图自然十分厌恶智者派的原子主义。
①柏拉图：《理想国》，第１３７页。
②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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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西方社会思想史
（３）
“圣哲之王”
的贤人政制 柏拉图向往的当然是贵族政治，贵族的范畴在他既指门第的也指精神的。血统的高贵与智力的优异固然常为一事，但“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如果在农民工匠的后代中发现天赋中有金有银者，就应把他提拔至治国者阶级，统治阶级的子女若其心灵混入了废铜烂铁，则要将他们降至下层。可见，凡为治国者，其最重要的品质是智慧和美德。
①理想的社会应是精英人物治理的社会，柏氏的这一主张直接得自于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
的思想，同时也出自他自己的整体主义的社会观。
他认为治国所需的是智慧，是对整体有利的事物的洞见，这种洞见“并不是用来考虑国中的特定方面事情的，而只是用来考虑整个国家大事，改进它的对内对外关系，”
“而能够具有这种知识的人按照自然规律总是最少数，”
②只能在那些天分最好且又受过最好教育的人中间见到。“
③因此他所赞成的贵族政制乃是俊杰在位的贤人政制，最好的政治是“圣哲之王”
，即由德行和智慧最高的人治理国家；故理想国是一个人治国家，它依靠最出色的人的自由智慧来管理，而不是靠法律规则来管理。正义的最高境界是谋求“无讼”。在其《政治家篇》中，柏拉图阐述了他不重视法律的理由：法律绝不可能发布一种既约束所有人又对每个人都真正有利的命令。法律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完全准确地给社会
①柏拉图：《理想国》，第１２８—１２９页。
②同上，第１４６—１４７页。
③同上，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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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５４
的每个成员作出何谓善德、何谓正确的规定。人类个性的差异、人们行为的多样性、所有人类事务无休止的变化，使得无论是什么技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制定出可以绝对适用于所有问题的规则①。
法律原则上是由抽象的、过分简单的观念构成的，只能作常态的或普通的运用，决无法适应复杂的情况、随时的变化及特殊的需要。柏拉图确信因事制宜的自由裁量，远优于硬性的法律条文，最佳的办法并不是给予法律以最高权威，而是给予明晓统治艺术、具有才智的人以最高权威。圣哲之王解决了权力与智慧的合一，因此是头等理想的政治。
政治上的屡屡挫折，使柏拉图悲叹人的社会不圆满，圣王难找，不得已提出第二等好的国家，“法治国”。在其最后一部著作《法律篇》中，柏拉图详细描述了这种国家的蓝图。
但他并未放弃贤人政制的理想，始终认为有好人才会有好社会，有贤能之人才能产生优良政府。
柏拉图的理想国，就其政治倾向而言无疑是保守的。每当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和迅速变化的时候，与柏拉图的保守的乌托邦有着惊人相似之处的各种看法就出现了。这类乌托邦的鼓吹者大多不能理解正在变革他们自己社会的各种力量，热衷于把过去渲染为理想的东西，在其倡议的各种社会政策中，往往也是浪漫的成分多于切实的分析。这些思想倾向大多能在《理想国》中找到其原型。
①转引自博登海默（Ｅ。
Ｂｏｄｅｎｈｅｉｍｅｒ）
：《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中译本，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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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西方社会思想史
另一方面，柏拉图的整体主义的社会分析模式，在方法论上确有开创性。他把社会视为一个互相协调和补充的功能体系，理想的国家最接近于一种有机体。他的社会分析集中在那些强化和削弱有机体统一的因素上，最关心的是那些对有机体的整合或解体有着显著作用的社会事实，优先考虑的是发现有助于社会整合与平衡的各种条件。所有这些开创和启发了结构功能取向的社会思想路线。
２３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的动物”
A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受业于柏拉图学园长达２０年之久。他与柏拉图同为古代希腊科学的两座高峰。学生固然深受老师的影响，但在批评、修改、和推进老师的学说方面，亚氏表现了他不拘学统的批判精神和自己的独特创见。
师徒两人的气质也很不相同。柏拉图是个任凭灵感所鼓舞的哲人，在其思想家沉重的血液里混合着艺术家轻快的脉搏。亚里士多德则是一位博学的教授，条分缕析，不偏不倚，在细节和评论上尤擅胜场。
亚里士多德生当希腊城邦日趋式微时期，他清楚地看到了城邦解体的过程，他怀着与柏拉图同样的苦心，力图挽救城邦的危机。但他开出的药方不同于柏拉图，这种不同出自于两人在研究方法与社会分析思路上的不同。
柏拉图好空想，是个编写国家传奇的作手；亚里士多德是位研究者，他的政治概念和社会学说是从他辛苦收集的希腊各国宪法中提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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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７４
来的。他对社会现象也像他对待自然现象一样，用一种多少世纪罕与匹比的精确性加以研究。虽然他也决意去发现“最完善的国家”
，但他认识到，我们不仅应当思考什么是最好的政制，还应当思考什么是可能的及易于实现的政制。他坚决反对柏拉图的废弃私产与家庭生活的主张。他认为公有财产的监护不如私有财产的那样仔细，而且，“在一切归了公的城邦中，人们就没法作出一件慷慨的行为，谁都不再表现施济的善心”。
①妇孺归公的后果则更可怕，下一代将得不到爱护，兄弟姐妹间不再有感情，亲属关系既经消失，败坏伦常的罪行也将肆无忌惮。
②所需要的不是取消私有财产，而是更开明地运用私产。在亚氏看来，拥有适度的财产，不仅有助于形成个人的良善行为，更有助于造就城邦的稳定的秩序。柏拉图寄希望于贵族，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最好的立法者是中等阶级的人；他们人数较多，占有一份适当而充足的财产。惟其财产适当，所以不致为富不仁；惟其财产充足，所以不会像穷人那样觊觎邻人的东西；惟其人数较多，所以这一阶层就能平衡富有阶层与贫穷阶层的势力，而使城邦少受党争之祸。
亚里士多德显然是自由民中等阶层的代言人。
与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把善的问题视为社会科学的首要关怀。他超过其老师的地方是他第一次把关乎社会及国家善的政治学与关乎人的行为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