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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钱业从公债中得到的好处还不仅是上述的高利一种，更可利用债券作为向“中央”、“中国”、“交通”等所谓“国家银行”领取钞票的准备金。照规定，银行、钱庄只要缴六成硬币或金银、外汇，四成有价证券（以公债为主），即可领用十成的钞票。如某银行500万元存款中，用360万元收购金银或外汇（所谓硬通货），132万元照五五折购进公债240万元，即可向“中央”、“中国”、“交通”、“农业”银行领取钞票600万元，还多8万元在手另作他用。如果再把这600万元如此运用，以438万元存储硬通货，以160。6万元买进公债292万元，即可领取钞票730万元，连前还余9。4万元。这样翻上三次，500万元的资金就变成了900万元通货。而且上缴的准备金892万元票面的公债，利息仍归领钞银行所有，以年息8厘计算，一年可收入80。26万元（公债的还本，要抵偿领用的钞票，不能作为收益）。如果它再把900万元投资于公债，一年可收入207万元两项共287。26万元，比放款给工商企业的利润收入增加4倍，如纯利计算，则要相差二十几倍。（以上的算法，是以与四大家族相勾结、有密切联系的行庄而言，如果不是“朝里有人”、“长袖善舞”就不能如此做，一则公债抵作准备金不能照票面算，而要照市价，只能占四成利息的便宜，不能愈滚愈多；二则领用钞票有号码，发票银行收回若干，马上要向领钞行庄兑现，非有较大靠山不能冒此风险）这样一来，金融业固然获得了大利，而国民党政府与宋孔财阀更是一举两得，即发行了大量公债，又发出了大批钞票。
发公债对银钱业有大利，所以银钱业不怕公债多，只怕公债少，不怕当局要他们承销公债，只怕不叫他们承销。上述情况是宋子文的公债政策能够收效的主要原因。不过，公债发得过多，银钱业虽靠公债发了大财，但当他们的资金大部分变了公债的时候，银钱业巨头与掌握财政大权者之间的关系就起了变化：过去是财政部长不得到银钱业的帮助借不到款，现在则是银钱业的命运掌握在财政部长的手中，只要公债的本息一动摇，银行钱庄就有大批要破产，因此不得不迁就财政部，依附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甚至国民党政府公开赖债，无条件延长还本期限（改为统一公债），银钱业还要帮它维持市价，原因是自己手里公债太多，不能让它贬值。
除了借款，宋子文在加税上也有自己的高招，这就是使有力量反对他的人可以从他的“理财措施”中获得利益，于是化阻力为助力，从而顺利推行他的方案。例如“统税”制，就能说明这个道理。
首先是“卷烟统税”。卷烟抽税，原是江苏省“教育会派”（黄炎培、袁希涛、沈恩孚为首）为了求得教育经费独立而创办的一种新税。那时江问鱼（恒源）任江苏省教育厅长，严家炽任财政厅长，陈陶遗任省长，因为教育经费老是积欠几个月，引起教职员工的不满。“教育会派”以”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减少省财支出，省去许多麻烦”为理由，向省府提出开设卷烟统税的申请。由于“教育会派”是带有全国性的组织，其实力不限于江苏省，也不仅在教育界，所以当局和商人均不敢公开反对，于是这一提案被批准井实行。
那时的卷烟税是一种消费税，是向零售商店征收的，最初估计只能抵充省教育经费的一部分，后来逐年增加，大大超过了全年的教育经费支出，北伐以后，国民党政府收归自办，改为产销税，产品出厂缴税后便可销向全国不再收税，所以叫“统税”。它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财政三大主要收入之一。另两种为关税和盐税，这两种税虽然多，但都是抵押给外国债权人，所剩无几；而统税则是新税，没有抵押出去，所以是财政部主要经费来源，一切政费、军费开支主要依赖它。统税除卷烟外，还有棉纱、面粉、水泥等。
当时中国境内的卷烟厂，最大的是英美烟公司，其产额超过全部中国商厂的总和，但英美烟公司拒绝缴纳统税，理由是依照不平等条约，他们的纸烟不用交纳税金，中国政府不能也不应该增加他们的额外负担。英美商人有领事裁判权作护身符，他们不交税，中国政府也没有办法。
宋子文上台后，和英美商人交涉，结果外商同意缴税，还把过去欠缴的补了一部分。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有的报刊评论说：“宋子文不仅在财政上成功，而且在外交上也成功了。”而且英美资产阶级以及买办也都很佩服“TV”宋的才能。
宋子文究竟有什么本领办妥这件交涉的呢？说来很简单，就是把原来卷烟的五级税制改为二级税制。卷烟统税是从量税不是从价税，按5万支烟（一大箱）确定税额，过去纸烟分五个等级，按级别收税。于是同一级烟的价格相差很大，所以同一级卷烟实际负担的税额极不公平，如300元一箱的烟与400元一箱的烟同样抽统税42。25元。假计一般的税为百分之十二点五，则前者负担为百分之十四点七五；后者则为百分之十一点零五，前者的负担比后者多百分之三点七。宋子文把原来的五级税制改成二级税制后，更加深了税收的不合理现象，便它更有利于英美烟草公司，帮助他们扩大了市场，并在竞争中压倒一切华商烟厂，甚至独占某地区的市场（如华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