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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这番话后，何汉文颇感为难。他想，正面拒绝罢？杜老板已经给搬出来，得罪了这位老板，可能出毛病。答应罢？一来他当时被一些人恭维成“铁面御吏”，觉得名誉比金条更重要些；二则害怕这是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乃至军统故意设下的圈套，不能不加提防。于是，何汉文决定采取敷衍搪塞的办法，因此答复王新衡：“今天讯问，担当笔录的是上海审计处派来的人，和我过去不熟悉，几家晚报又已经把我讯问詹莲生的事，大登特登地发表了。这样一来，恐怕有些不便。不过，请杜先生放心，我总不会把案子弄得太严重就是了。”
第二天，那三位监委恰好回到上海，何与他们商议之后，决定把詹莲生利用金业公会代表的地位操纵上海金市，与同丰余金号非法商号攫取巨额暴利，以及同丰余买卖黄金帐目与中行抛售受主帐目不符，显有情弊等罪名，连同笔录提出检举，送上海地方法院起诉审判。同时把林凤苞、杨仁安的利用特权勾结贪污部分，也送法院起诉，至于对贝祖诒，那就不敢绳以法律了。起诉结果，詹莲生判了12年徒刑，林、杨各判了7年徒刑。法院院长查良。。是当时国民党司法界有名的“漂亮人物”，他一方面和何汉文等数度商酌，为了顾虑外界的注目，保持国民党司法之“尊严”，立即将詹、林、杨三人判了刑；一方面却又在金条面前屈了膝，以“保外就医”为名，让3人逍遥法外。
何汉文等四名监委要追寻停售黄金令的根源，终于在1947年2月19日壮着胆子打了一个电报，问他们的蒋主席：“。。此次中央银行停售黄金，事出突兀，致引起风潮，摇动金融经济，据宋院长称，停售系奉钧座指示，确否祈电示。”
谁知道，这个电报发出以后，一直等了一个星期，也没有半点回音。2月26日，何汉文等一行由上海回南京，到当时的国民党文官处查询：文书局长许静芝向他们笑笑说：“主席批是批了，不好复电，你们看看罢！”
一看之下，只见电报上批了令人啼笑皆非的12个字“并无其事。事到如今，有何办法！”人们不禁要问，既然认为“并无其事”为什么接下去不提“应予追究责任”呢？“事到如今，有何办法”这8个字批下来，是不是想不了了之？
想来有两种可能，一是蒋介石虽应对这次风潮酿成负主要责任，但他自己既不愿负责，且又要庇护宋子文，只能出此下策，作此劣批。更可能的是，蒋介石事先对封禁售黄金已表示同意，这时耍一点已成为蒋某特点之一的流氓手段，索性来它个不认帐。
拿那份流氓式的批示来应付轰动全国的黄金风潮案，当然是不成功的。
可是，如果只把“金牛党”的詹莲生和林凤苞、杨仁安这三个小苍蝇（虽然他们肚子里装藏有不少黄金）送法院判几年徒刑，就此悄悄收场，那在全国人民面前极不好交帐，于监委的面子也太过不去了罢！
四监委会商议后，决定进一步试向宋子文、贝祖冶正面进攻一番。
首先由何汉文领衔，提出对宋、贝的弹劾案；并且打破过去弹劾案处理程序的限制，将全案的调查报告书，交由监察院正式公布，同时发动立法院召开临时会议，对宋、贝等提出询问。
立法院开会之时，宋子文、贝祖诒都出席报告，当场引起一些人的攻击，直弄得宋子文面红耳赤，无法答复，终于愤然退席，全国舆论为之哗然。蒋介石在四面楚歌下，先是批准了宋子文的辞职，尔后又免去了贝祖诒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
“弹”来“劾”去，宋、贝未曾受到任何形式上的法律处分。不仅如此，蒋介石为了安慰他的可尊敬的内兄，接着就委派他为广东省主席了。
在这次风潮中，最受实惠的是国民党政学系。宋子文垮台后，蒋介石临时担任行政院长，后来此职落到政学派张群手上。此外继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张嘉璈、副总裁刘攻芸都是政学系人物，他们登台之后，又发行1亿美元的美金公债和3亿元美金库券，进行新的搜刮，而蒋家王朝财政金融的崩溃，也因此而更为加速，最失利的CC派。他们在宋、贝垮台以后，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因此大唱高调，主张进一步彻查宋系官僚的贪污。在1947年3月23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委员黄字人等纠集了CC派100人提案：“请政府迅速切实惩冶金潮案负责人宋子文、贝祖冶及其部属，以肃官箴，而平民愤。”在提案中还指出：“官办商号如一统公司、中国建设公司、杨子建设公司等，皆有利用特权，套购巨额外汇，输入大量奢侈品情事。”
他们这种贼喊捉贼的做法，拆穿了无非是惜此来掩饰自己的原形，并且向继宋上台的政学系示威而已。
事实上，宋子文当时贪污最大的部分，的确在于侵吞中行10亿美元外汇和几十亿美元外汇以及几十亿“美援”军用剩余物资。所以，在国民党中央把全会提案发交监察院执行后，监察院又几次派遣何汉文等网监委“彻查”宋子文外汇贪污案。彻查结果，自然少不了一份调查报告书，并且第二次对宋子文提出弹劾，然而一弹再弹，宋子文仍然安安稳稳地当他的广东省政府主席，而监察院也只好沉默不问了。
拜命封疆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打退了蒋介石数百万军队的进攻，歼灭了其大量的有生力量，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了1947年7月，国民党总兵力下降到370万人，其正规部队降为150万人，兵源枯竭，后方空虚。而我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发展到195万人，装备改善，机动兵力已处相对优势，士气高涨，人民拥护，后方巩固。1947年9月间，人民解放军遵照党中央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采取外线作战，把战争由解放区推到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所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首先突破黄河之险，挺进鲁西南地区，揭开了全国战略进攻的序幕，陈毅、粟裕所率的华东野战军和陈赓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大岳兵团，先后向外线出击。三路大军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至淮河的广大地区向敌人展开了大规模攻势作战，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分散了敌人的兵力，迫使敌人不得不在战略上转入全面防御。在外线进攻的同时，我内线作战各军先后转入了反攻，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在我军内外线夹攻所构成的战略进攻下，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堕。为了垂死挣扎，蒋介石妄想进一步出卖华南以换取“美援”。于是在美国主子的授意下，委派“国舅”宋子文出任广东省主席。
然而由于黄金风潮和经济政策失误遭到刚刚弹劾的宋子文，在国民党幕僚及民众心目中毫无威信可言。为了树立形象，1947年9月18日晨，宋子文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委员会上书面报告捐献出在中国建设银行的全部股权。恰好在宋子文捐献1800亿元之后的一个星期，国民党行政院便通过了“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的任命案。这一接遁而来，先呼后应的事实，使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朝野感到“突然”和“惶惑”。《周末观察》周刊，在宋氏捐献时说：“宋氏之捐献，为豪门开放第一声，为‘抛砖引玉’，对今后大小豪门继步尘续捐巨款抱着极大的希望。”直至宋子文任命案公布，新闻界才知自己的“认为”错误。《周末观察》醒悟道：“这不是豪门开放
第一声”，而“该是‘豪门再起第一声’所谓‘抛砖引玉’，也就另有一个解释了。”
为了宋子文这一任命案，国民党行政院竟于9月20日召开一次临时政务会议（那天会中虽然还通过了几条其他议案。但都是不需要召集临时会议讨论的，只不过是宋案的陪衬而已）。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那天行政院长张群一早便飞往东北，会议由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宋的旧部下王云五主持。出席会议的政务委员22人，但有人因不在南京而由副手代表出席的。当宋子文主粤案提出时，会场中引起一度情绪上的骚动，若干人交头接耳，若干人面面相觑，除少数政务委员事先知情，胸有成竹外，其余的对此提案都有点“突然”之感。讨论时，一些“不敢苟同”的政务委员便大唱反对论调，尤其是一些原在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