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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个时期，社会上流传中央银行职员利用美金公债停售的机会，朋分剩余美金公债的消息，舆论哗然。这时又碰上重庆国民参政会开会，由参政员黄炎培、傅斯年等联名提出质问案。当时孔祥熙本人正代表中国到美国布雷顿森林开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不在重庆。参政会的质问反映到蒋介石那里，蒋马上找傅斯年等去谈话，并向傅表示，他本人一定尊重参政会的意见，将案子弄个水落石出，不过需要一定时间，要参政会方面多加调查研究，不要操之过急。经过这次谈话之后，傅的语调变了，虽然仍旧说此案非求得彻底解决不可，但在参政员间一再强调要仔细调查，不能草率从事。
蒋介石在找傅斯年谈话的同时，即密令财政部代理部长俞鸿钧密查本案内情，俞奉命后找公债司司长陈炳章研究，决定派一得力可靠的稽核往中央银行查帐。稽核回来首先向陈炳章汇报检查结果：发现美金公债自停止出售以后，所剩约5000万左右美金金额也几乎售完；买主用的都是一些堂名、别名，地址含糊不清，有的甚至是南京、上海等沦陷区的地址；孔祥熙的山西铭贤中学也是一个买主，但为数不大，只二三万元美金；所传中央银行职员朋分一点，确有其事，但到手的都是副局长、副处长级以上的人；另有专分给国库局职员一笔，据业务局长郭景昆和国库局长吕咸说，是为了犒赏行里推销有功人员，一切都是经过孔本人同意办理的。但这些停售、朋分、犒赏等等都是孔的面谕，档案中遍查并无孔的片纸只字。陈将这情况一一报告俞鸿钧，俞即关照那个稽核写份书面报告，直接送俞，并说以后此事由他直接处理，之后陈即未再过问。在俞鸿钧向蒋介石复命的同时，忽然，监察院根据“参政会”的质问案，派人到中央银行检查。监察院公布的检查结果是在中央银行职员朋分公债问题上大做文章，而且冠冕堂皇地对郭景昆提出弹劾，将郭景昆移送法院扣押法办。至于对利用堂名套购数千万巨额美金的问题，则根本没有触及，而这时孔本人已经大摇大摆地从美国回到重庆了。在当时的情势下，有人很为孔担心，可是他却若无其事。郭景昆被法院逮捕时，请了端木恺律师辩护。孔竟以爱护部下的姿态，经常与端木恺过从，研究怎样为郭开脱。同时国库局长吕咸看到郭被捕，坐立不安，因为发给国库局职员这笔美金公债，孔只是口头同意，没有证据，等孔一回国，吕咸写了个倒填年月的签呈，恳求孔补批，孔居然也照补。至于在押的郭景昆，经过端木恺的奔走，名义上是郭的辩护律师，实际上是孔委托的代理人，过了几个月就被宣判无罪释放。孔还在范庄设宴，为郭压惊，拉郭坐在上席，频频说：“K·K（郭景昆英文名字的缩写）辛苦了。”一场天大的风波就此平息，主角和爪牙就这样全都逍遥法外。端木皑后来向好友透露说，孔这人很够交情，在他承办这件案子的过程中，曾陆续送他不少；抗战胜利后，由重庆来上海，还送他一笔为数不少的安家费。端木恺过去一无所有，到上海后，执行律师业务，排场阔绰，俨然一家富翁。
孔贪污盗窃巨款，何以敢从容不迫到如此程度？他背后势必有一个更有力的靠山在支持他。在重庆时，孔的秘书夏晋熊就有个疑问：为什么以郭景昆的地位，不仅能做宋霭龄的座上客，而且有时也受到宋美龄的单独邀请。当蒋介石要把吕咸撤职，孔祥熙还通过来美龄向蒋介石求情，让他自动离职，以保留面子。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看谁是此案的共同策划人，也就不无脉络可寻了。
孔祥熙表面上像个宽宏大度的好好先生，可是骨子里却拼命抓权，而且时常随心所欲，滥用权力，把国家大事搞成一团糟。他往往埋怨中央银行两个副总裁不管事（一个指挂名不到行的张嘉璈，一个指吃粮不管事的陈行），把工作压在他头上。可是事实上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任免一个小职员都要经过他过目、亲批。他把人事大权抓在手里，不是为了别的，而是更便于结党营私。财政部人事司长是他的铭贤中学门生、山西太谷小同乡高晓楼；中央银行人事处处长潘益民是他的多年部下，以精于“相术”博得孔的宠幸。潘在早年时期即说孔是大富大贵相。在中央银行里塞满了孔的山西同乡，其中以大谷铭贤中学学生最吃得开。例如官邸秘书处原有高晓楼，后来孔的另一秘书陈延礼，倚仗孔二小姐之势爬上来，收集了高的贪污材料，向孔告发。因为证据确实，孔把高撤职，但撤职后，高成天仍在范庄闲荡，哪知过了不久，一跃而做了财政部的人事司司长，大出众人所料。为什么犯了错误，反而升官？道理很简单，高是铭贤学生又是孔的太谷小同乡关系罢了。孔还利用公家的钱，来拉拢部属。每到年底暗中分别送钱，用的是山西裕华银行的本票，以装成是他自己掏的腰包。当时国民政府对各机关、企业的经费，表面上也有个预算制度。每次核定各省市预算时，行政院会计处和财政部要举行一系列的预算会议，制定后，各省市预算的追加和移用，必须呈请行政院核准。但是只要走通孔的门路，各省主席和各省财政厅长直接上个折呈（当时在范往盛行这种封建时代用的折呈风气），经孔一批，预算可以任意追加，经费也可任意移用。有次甘肃省要追加一笔巨额预算，屡次向行政院请求，未得结果。那时该省的财政厅长是由官邸秘书处外放的陈立廷担任，省主席朱绍良又跟蒋介石有多年关系，陈抄近路直接签呈给孔，立即批准。事后，连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都发牢骚说，还要我们这些人何用？
到了抗战后期，孔祥熙政声狼藉，由内到外，愈来愈臭。美国政府的要人们也对孔连续指责。1944年罗斯福私人代表居里来重庆，和中国政府商谈问题。当涉及到经济事项时，居里曾大骂中国政府的贪污腐败，特别提出中国要人的子女有170多人在战争期间逃避兵役，在美国过着寓公生活，其中点出了孔的子女和孔手下红人徐堪的儿子。
另一次是司徒雷登从北平到重庆，试探孔是否愿意在抗战胜利后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获孔同意答复后，立即打电报向美国燕京大学托事部建议，但美国来电明确对孔拒绝，认为他政治色彩太浓，而且政声不好，说明华盛顿对孔的印象，确实太坏了。
美国朝野这种态度，使蒋介石不能不对孔重作考虑，加上参政会揭露美金公债案，弄得满城风雨，民怨愈积俞深。在这种形势下，蒋要再庇护孔，对自己将造成大不利。于是1945年初，走马换将，把当时被华盛顿支持的宋子文放上了行政院院长的宝座。没过多久又任命俞鸿钧为财政部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据俞透露，蒋曾亲自找他去，要他接任这两个位置，并要他转告孔祥熙，解除一切职务。俞执行这个使命时，着实感到为难，以蒋和孔的关系之深，而要俞鸿钧来传递这一不愉快的消息，显系蒋在部属面前故作态度，也可能是因为俞深知美金公债案内幕的缘故。
第三节宋子文舍官居富接收中最大的贪污集团1945年，宋子文刚正式登上行政院长的宝座，便面临着小日本战败后国民党的大接收。为了独吞胜利果实，宋子文的第一招就是通令全国，凡是接收的敌伪物资概由行政院统一处理。宋子文以行政院长名义宣布：1。敌伪物资不能化整为零，致受贪污和其他损失；2。复兴伊始，接收为一件大事，必须由行政院统一处理，款项统归国库，既可使法币回笼，也能平抑物价；3。将来要求日本赔偿时，可以按收回数额作为部分根据；4。因此将全国分为四区，每区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代行政院接管敌伪产业，分别处理。计一区为沪苏浙赣区，局设上海；二区为河北平津区，局设北平；三区为青鲁豫区，局设青岛；四区为穗粤桂区，局设广州。
这样，一切敌伪工商企业的接收，尽管你抢我夺，但最后的处理却掌握在宋子文的手里。他把接收的大权抓到自己手里之后，就可以择肥而食，把最重要的敌伪产业纳入豪门资本。
宋子文的聚敛手段可谓炉火纯青。比如，他借口敌伪产业大都不适宜于国营，授意行政院颁布了一个转让民营的条例，规定凡顶承敌伪工商企业者，如一次付清价款，可按估价7折付款；由国家银行担保者，可先缴价款三分之一，半年内续缴三分之一，一年内缴清。如此冠冕堂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