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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曾充当美教士“白路女士之差役，因白路传教士回国带孔到美国留学读书”。这是根本没有的事。首先说“白路”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指当时美国女传教士贝如意和露美乐两人，和孔祥熙特别亲近的是其中的贝如意。其次，孔祥熙留美是在义和团运动之后，那时，贝、露二人已被义和团杀死。
就在孔祥熙赴通州读书的日子里，中国北方兴起了义和团运动，革命风暴中辍了孔的学业。他回到太谷，被义和团围困在南街教堂里。他十分恐惧，曾劝美国传教士们入山躲避。后来，他实在没有胆量在教堂中再呆下去了，就于1900年7月14日从教堂后门溜了出来，坐上程家庄粪夫程老四的车子跑到祁县张堡躲藏了起来。临行前他还同其“恩师”贝教士哭别。据贝如意1900年7月14日日记记载：“祥熙应许我们，倘若我们遇害，他要替我们发电至美。临别时泪流不止，因活命希望太少，我劝他急早走开。。”
就这样，孔样熙躲过了7月31日义和团的惩罚。直到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光绪仓皇出逃，并发出镇压义和团的指令后，他才出来。1900年9月间，他同另一教徒张振福到太谷南关西城壕看望了被义和团杀死的中外基督教徒的墓，并指使张振福去太原向清政府告状，要求改葬。之后，孔祥熙又与张振福步行到北京，打听中外议和的消息。1901年6月，他们得知公理会将派美大夫文阿德到太谷办理所谓“教案”后，孔与张赶忙赴保定，并陪同文阿德一起回到山西。孔祥熙在文阿德留省城“议和”期间，先期回到了太谷，组织了7月23日太谷官绅和教民郊迎文阿德的仪式。等文到太谷后，又积极参预抢占孟家花园，为中外被杀的教徒构筑坟墓的活动。8月9日，公理会大举殡仪，改葬被杀教徒。逼令太谷县知事和乡绅都披麻带孝为“洋大人”送葬。由于他卖力，因此，在所谓“教案”办完后，1902年初，孔祥熙就被太谷公理会送到美国欧伯林大学留学去了，直到1907年才毕业归国。在美期间，孔祥熙先后在欧伯林和耶鲁两所大学读书。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和美国宗教界人士接触，并认识了王正廷等一批中国留学生。这些广泛的社交给孔后来混迹于中国政界和财界以很多方便。
1907年，孔祥熙学业期满，获得欧伯林大学硕士学位。在回国之前，他挖空心思利用欧伯林大学的美国人思念庚子在太谷被杀同学的心理，建议在太谷创办一所纪念学校。他的这个建议正合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立刻得到了欧伯林大学的美国人的支持。他们成立了一个叫“铭贤社”的组织，积极筹划资金以帮助孔样熙办学。于是，孔祥熙回国后，铭贤学校就在太谷南关办起来了。所谓“铭贤”者，“盖取纪念庚子为道殉难中西先烈之意也”。就是说它是为了纪念被太谷义和团杀死的6名美国传教者和20多名中国教徒的。“铭贤学校”的英文名字是“山西欧伯林纪念学校”。在美国方面看来，这个学校只不过是欧伯林大学在中国山西省的一个分校而已。
孔祥熙办铭贤学校固然也费过一番苦心和劳碌，但总的说来是很便宜地捞到了一个校长的职务和名望。铭贤学校的经费是由美国公理会拨付的，从一些资料看，初期还比较紧，尚需孔奔走募集。1925年，孔样熙二次赴美接受了法学名誉博士后，他一下子就募得美金75万元（一说100万元，又一说为140万元）。这笔钱存入了美国银行，每年利息即可得3万5千元。按时由美方寄来充作办学经费，至于这75万美元究竟怎样募来的，限于资料，笔者尚难弄清。但有一说是来自美国科学家、电解铝法的发明者查理·马·霍尔的捐款。笔者认为这是非常可能的。因为《铭贤学校二十周年纪念刊》上有霍尔的画像，并承认他是该校大笔基金的提供者，但没有标明捐款的数量。铭贤学校自1907年办起后，到1909年，由于南关地方狭窄，便同原设在东关孟家花园的贝露学校互换了校址（今山西农业大学）。接着，孔样熙对校舍进行了扩充和建设，对埋葬在该处的中西教徒墓丘进行了整修，辟为花园。不久，孔还在铭贤学校南面买了一块空地，建立了孔家的新坟莹（孔家在程家庄本有祖坟）。这样，铭贤学校就成了孔祥熙一生中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成了孔氏事业的“发祥地”。孔祥熙一生对铭贤学校是十分重视的。虽然自1919年后，他就很少顾及校务，也很少在学校，但校长之职始终不曾让给别人。他在南京、上海做官时，铭贤学校的重大校务也得向他请示，而且他也经常要回铭贤学校看看。抗日战争爆发后，孔祥熙随南京政府到了四川，铭贤学校也从山西迁到四川的金堂县。铭贤学校仗着孔的势力在地方上也曾干过许多横行不法的事。学校曾包揽过词讼，窝藏过杀人犯，甚至连铭贤学校的学生在太谷大街上殴打警察，都无人过问。
孔祥熙如此重视铭贤学校是因为铭贤学校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起了重大的作用。首先，铭贤学校使孔样熙和美国老板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关系更加密切。其次，铭贤学校为孔祥熙在国内赢得了名声。而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则在于铭贤学校为孔祥熙的政治发迹作了组织准备。后来，孔到国民政府做官，手下的人大都是铭贤学校的毕业生，在国民党政府中形成了一支“铭贤派”势力。象蒋守一、戎叶厚、乔畏三等人都先后在蒋政府担任要职。他们和孔祥熙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师生关系。言听计从，配合默契，大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之势。
孔祥熙留美归国前曾向欧伯林大学的美国人表示，愿牺牲其他之较优位置，而专任铭贤之创设。那么，他是否安心于当铭贤一校之长呢？否！孔祥熙的野心是很大的。他只是一时在中国还找不到自己的用武之地，苟居学校罢了。在铭贤初创的十年里，他在校时间虽多，但密切注视着政局的发展和经济行情，一有风吹草动，看到有机可乘，就全力以赴地迎了上去。
在这10年间，政治上最大的变动就是辛亥革命。1911年10月29日继武昌起义之后，太原也发生了暴动、太谷紧靠省城，自然受到很大影响。孔祥熙对此抱什么态度呢？他首先是在铭贤学校组织了一支学生军，继而又和太谷城内的巡警、巡防队、商团等联合组成了一千多人的“营务处”。孔当了营务处的总办，他身着戎装，斜挂腰刀，策马于太谷城内四条大街，指挥守城防卫。这件事，一直被孔之门徒们誉为孔参加辛亥革命的“壮举”。辛亥革命之后，山西政局一度很不稳定。在这动乱之时，孔样熙并没有冒失地投入山西政治斗争的旋涡。1913年，孙中山先生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这时，孔祥熙失偶不久，心情沮丧，恰逢全国基督教青年会聘请他担任留日中华青年会总干事。于是，他就出国到日本去了。孔的日本之行是他政治上飞黄腾达的重要阶梯。这一来是由于他在日期间认识孙中山先生，参预了一些革命活动，在国民党中混出了一点名声。而更重要的是在留日期间，他和宋霭龄拉上了关系，并结了婚。后来孔便和孙中山先生、蒋介石成了姻兄弟。特别是在蒋介石得势后看到孔样熙善于抓钱，就把他紧紧地拉在身边，让他当财政部长、行政院长为他敛财、管钱。因此，人们在评论孔祥熙时，常说他是“因妻得官，因官发财”。这是很有点道理的。
两块银元的撞击1910年，孔祥熙娶了一个长得很可爱的孤女为妻，她是在太原教会学校长大的。他们在一起很幸福，但她身体瘦弱，患有肺病。1913年8月，袁世凯在北京擅权之际，孔的年轻的妻子逝世，孔心灰意懒，便随一群“自由派”东渡日本。那年秋天他会见了宋查理。那时孔已经被任为东京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查理一眼便看出这个年轻人正在飞黄腾达，于是马上邀请孔到家里吃饭。宋查理是同孙中山关系最密切的人物之一，1913年7月“第二次革命”开始后，袁世凯下令捕杀孙中山，孙便逃亡日本，年底到达东京。宋查理感到也去国外一避为好，而且要全家随行才是。于是把虹口的家贴上封条，带上一家老小——霭龄、庆龄和幼子子良和子安（美龄和长子子文当时仍在美国读书）——护着宋母一同来到法租界，登上洪帮的一艘快艇，在江水深处换乘洪帮的轮船，涨潮启碇，驶向神户。
出乎查理所料，孔祥熙1906年在纽约时，曾在一次宴会上和宋霭龄见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