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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到台湾后会发生血压急降的情形，吴进安评估是因为长途飞行中一直给予升压药物，药物的利尿效果使得缺水情形严重，再加上本身营养状况不好，水分维持更不理想，才使得血压急速下降。幸好这样的危急状况并未发生在已到加护病房一切都定位后，否则危及生命的程度将更加剧。
在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下，章孝慈的血压回升，虽然还是有波动，但情形已较稳定。收缩压维待在140到160毫米汞柱间。医护人员表示总算度过难关。
12月5日，章孝慈撑过了医师预测中风后3周的危险期，确定可以较稳定地存活下来。但其意识仍然维持在最初被送到中日友好医院的重度昏迷状态，医师希望藉由营养补充，帮助他恢复较好的生理状况。
医生预测，感染问题是这样的病人迟早会碰到的情形。由于章孝慈最近的痰较浓稠，口腔气管内管的抽痰效果不佳，医师将为他再做一次颈部的气管切开术，安装颈部气管插管，等情形稳定，再转往一般病房。据“荣总”吴进安指出，章孝慈已度过一周的危险期，但“植物人状态”并未改善，甚至较一般植物人的情况还差。
不论章孝慈是否知道外在的一切纷扰震荡，但关心他的学生、朋友和亲人，抱持着对他的了解，对他以往一贯坚毅的强烈信心，一心期待着奇迹会出现。
第五节蒋纬国难撑家门身世之谜流传政圈蒋经国去世之后，国民党上层进入了一场隐密而细致的权力角逐。在这场争夺战中，身份微妙且尴尬的莫过于“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蒋纬国了。蒋家近60年来，都是国民党政权的一股主导力量，在蒋经国这位“政治强人”过世后，如果蒋家立即一蹶不振，无异是对蒋经国父子两人近60年统治的一次劣评。所以，蒋氏家族及拥蒋人士，不管是从面子上还是从自身的利益考虑，都势必推出一个自己的代表人物。
在蒋氏家族的成员中，宋美龄虽然还是所谓的“大家长”，但她已年过九旬，连走路都有困难，更不堪身膺重任。况且，当时岛内外不少传播媒体大做文章，将箭头指向宋美龄，使她的形象大跌；即使身体健康还能承受繁重的工作，恐怕也不能被朝野所接受。
蒋经国的长子蒋孝文，卧病已久，形同废人，在政治上早已宣告“死刑”；次子蒋孝武，一向神秘兮兮，外界有许多传闻，不堪入耳，江南命案后又外放台湾驻新加坡商务副代表，职位不高，纵使国民党“十三大”后能奉调返台，也不可能挤入权力核心；三子蒋孝勇，当时被民进党“立法委员”吴淑珍抨击得体无完肤，不但在政治上毫无资本可言，恐怕在经济上都不易有立足之地。
至于章孝严、章孝慈两人，在“法律”上还不能算是蒋家的人。况且，以章孝严的才华，在仕途上几乎已登峰造极，难有更上一层楼的可能；章孝慈虽然很想从政，但尚未踏出第一步，或许将终老于学术界。
所以，在蒋家成员中，蒋纬国是唯一可以“栽培”与“拥戴”的人物了。如果蒋纬国在国民党十三全大会后能够成为新的权力重镇之一，则蒋家第三代尚有可为，否则蒋家在台湾政坛上将谱上一个永久的“休止符”。
由于“任重道远”，蒋纬国的动向倍受注目，就连他往昔仅流传于政论圈的身世之谜，也一夕间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料。
有关蒋纬国并非蒋介石亲生骨肉的说法，早在海内外流传，但有的是以讹传讹，有的是穿凿附会。
蒋纬国自解身世谜打从蒋纬国少年时代，就有不少关于他身世之谜的传言。多年来，这些传言不断困扰着蒋纬国本人，也同时困惑着对蒋家家族内幕有兴趣的人们。在蒋介石前妻陈洁如的《我做了七年的蒋介石夫人》中，就影射蒋纬国是日本女子美智子带来的小男孩，并且认为蒋纬国的身世，和戴季陶脱不了关系，而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子，蒋介石只是代为抚养。
台《时报周刊》记者就此向蒋纬国求证，他答复时举出该书内文一处明显错误说：“当时（6岁时）我住在溪口老家；我在苏州念东吴大学附中与理学院时，已是1927年以后的事！此证明这本书纯属他人刻意虚构，陈（洁如）决不会弄错的！”
其次，谈及陈洁如回忆录中有关的称呼问题，蒋纬国说：“在那个时代，一个年轻女子绝对不会对一位年长许多的男子直呼其名，陈称我父亲为‘介兄’，作为一个受过中国早年时代教育的女子，她怎会如此不礼貌。我很熟识她，她决不会如此粗鲁。”
许多流言指出，蒋纬国真正的生父是戴季陶，由于流言甚嚣尘上，当年蒋纬国自己都怀疑，蒋介石到底是不是他的生父，可是，慑于蒋介石的威严，蒋纬国又不敢问，只好向待他一向亲切的戴季陶救证。于是，发生了一幕有趣但是极为严肃的画面：“那是1940年底，我刚自德、美留学回重庆，在偶然间见到《亚洲内幕》一篇文章提到我的生父是‘中国一位姓戴的部长’，于是，我就去问我的义父戴伯伯。”
“戴伯伯就拿了一张挂在墙上的父亲的照片，又拿了一面镜子，他把镜子摆在中间，一边是父亲的照片，一边是戴伯伯的头像，‘你看看自己是像那边还是像这边？’他当时就用这样的方式答复我。”
记者就此继续追问：“你觉得你是像谁呢？外界始终认为你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哲嗣，你的了解是如何？”
蒋纬国又不急不徐地说：“要说像的话，我像父亲（指蒋介石）。。不过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我始终认为没有澄清必要，因为这两位都是我最尊敬的。哪一位是我父亲都是我的光荣，所以我并没有什么认祖归宗的问题。”社会上还有一些“内幕”消息，指当年戴季陶和蒋介石两人因情同手足，所以曾经有过约定，彼此易子而教。也就是说，戴安国是蒋介石的亲骨肉，而蒋纬国则是戴季陶的儿子。
谈及这个传言，蒋纬国笑说：“这简直是荒谬的说法！我是戴季陶先生的义子，他是我义父。安国哥并没有拜我父亲为义父。他在我们家就像我们自己家里的弟兄一般，他比我哥哥（指蒋经国）小三岁，比我大三岁。戴安国这个人从小就是我的偶像。”
“我有生以来一直是在蒋家长大，我要继承蒋家的香火，戴伯伯是我的义父，他唯一的儿子安国哥已经过世了，我当然要替戴安国哥完成作后代的责任。”蒋纬国有这种尽“义子”孝道的孝心，可以从另外一篇文章中看出一些端倪，这篇名为“戴传贤先生——我的亲伯”（按戴传贤即戴季陶）的文章中写道：浙江湖州称呼“义父”为“亲伯”。戴传贤先生与先君（指蒋介石）有金兰之宜，且属通家之好。因此，我从小就秉先君之命，拜传贤先生为“义父”，并常常依偎在传贤先生的膝下，翘首昵亲尊称他老人家“亲伯”。在名义上，戴季陶是蒋纬国的“义父”，可是，戴对他的情分却是有异于其他义子女，这可以从蒋纬国的一份自述中看出一些真情：“戴老先生曾经收了100多个义子女，包括欧美、亚非、日本和中国，但我知道我是他老人家最疼爱的一个，因为我有最多的时间和机会接近他，所以，他传教给我的学技最多。”
至于有关戴季陶和日本的因缘，也可以从蒋纬国的这篇文章中看出一些梗概。
戴季陶在日本读书三年，经常靠同学接济度日，故不得不提前回国。戴回国之后，多亏上海闻人张静江的接济，才得以生活无虞，而张静江亦是蒋介石的恩人，为此，蒋戴两人便得以结识，并且成为莫逆之交。
不论外间的传言怎样，也不论蒋纬国到底是不是戴季陶的亲骨肉，蒋纬国和戴季陶之间的情感深厚是不争的事实。
当年，戴季陶不知是不愿和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还是另有隐情，竟然在广州等候蒋纬国为他安排的船只到达之前，被发现死在某一旅馆里，死因扑朔迷离。
据蒋纬国的描述，“亲伯的死因，引起许多猜测和议论，有人说他老人家是自杀身亡的，因为桌上和床上都发现了安眠药。当时我并不在现场，不过事后听别人描述现场情况，我肯定地认为亲伯不是一般传说的自杀，而是心脏病突发过世的。”
在行事和为人性格方面，蒋纬国受到戴季陶相当程度的影响。例如，戴季陶在佛学方面的研究、在战略以及为人方面，或多或少给蒋纬国正面的影响，而蒋纬国这十几年来的种种作为，都和当年的戴季陶有若干相近之处。他向笔者表示：“我很多的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