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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蒋经国登峰造极继位大典盛况不再1978年5月，蒋经国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乔装打扮，在一片鼓噪声中，登上了“总统”宝座。
然而，大器晚成，未免盛况不再。几乎从他当“副部长”那天起，过去隆中高卧的日子，一去不复还矣。就职“总统”那天，各国道贺的使节，少到不足20人，且都是无足轻重的中南美小国，场面凄凉，由此可见一斑。台北希望卡特政府能派位特使，为这位“总统”打打气，因为美国毕竟是国民党政府最重要的支柱。但白宫装糊涂，使台湾感到很难堪。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断基，竟于台北盛典当天，飞往北京。
在北京，布热津斯基保证，“卡特总统决心和你们一起克服达成关系正常化路上的残余障碍。”看来台北和华盛顿的外交关系，已经日暮途穷，就算诸葛亮再世，都无法挽回了。蒋经国接获来自华盛顿的报告，仿佛若无其事，总觉得是危言耸听。
靠做翻译起家的国民党政权驻美大使沈剑虹，也乐观得很。根据一位记者的报道，他完全错误估计了形势：美国方面并未认真的以这三个条件，作为中共所提与美国建交的三条件的“反建议”。中共的三个条件是——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废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走所有的美军人员及设施。相反的，美国所提出的条件只是卡特通知中共的一种方式，后者不必真正作任何让步。
另外一个，他持以乐观的理由，是美国国会将“出面制衡”。特别是7月25日参院以94对0票，通过的“杜尔——史东修正案”。该案表明，“在任何拟议政策改变将影响到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效力的持续时”，国会有事先获得咨商之权。
该案规定：（1）鉴于东南亚持续安全稳定关系到美国的重大战略利益。
（2）鉴于美国及中华民国在1954年订定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下已有24年的联盟关系。
（3）鉴于中华民国在这24年中，忠实及持续的履行该条约的职责及义务。
（4）鉴于国会有责任在美国签署条约时，给予劝告及同意。
这位大使先生，显然对美国国会的作用，法律程序，一知半解。殊不知，这个两院（众院后来也通过了）的修正案，对总统并不没有拘束力。
正当华盛顿与中共领导人频频接触之际，沈剑虹非但没有听到半点风声，且应高华德参议员之约，带着太太到美国西南部的“太阳带”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去享受阳光的温煦和高尔夫球去了。
沈剑虹这样逍遥，据他承认，是根据下列理由：（1）当时美国国去期中选举才过不久，卡特政府需要时间来处理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一般认为，这毕竟是一项较为优先的问题。
（2）由于国际安全援助法的修正案已生效，卡特在废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之前，似乎不可能不与国会领袖磋商，而如果这种磋商一开始，我们即会听到风声。
（3）当时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戴维营和谈陷于僵局，美国国务卿万斯正忙着在国外奔波，至少在1979年年初之前，他没有多少时间参加讨论中国问题。
（4）当时美国国会国为将届圣诞及新年假期而体会，大多数参众议员都已离开华府，除非发生“全国性紧急情况”，卡特不致破坏少数主要国会议员的假期，把他们召回华府磋商——而和中共“关系正常化”问题的研究不能视为“全国性紧急情况”。
（5）卡特不是说过他是二度诞生的基督徒吗？他对这段接近圣诞的“人世和平及万民亲善”期间，毕竟应该给予若干尊重吧！
如同1971年台湾“退”出联大，沈剑虹在康涅狄格州一家旅馆高枕无忧。这次的大局突转，作为驻在国的大使，照样耳目昏花。
最感到难堪的，自推蒋经国，事先一无消息，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晴天霹雳。
一声晴天霹雳12月15日，台北时间已近午夜，美国驻台大使，奉命有紧急事宜，会见蒋经国。时钟指向2时30分，蒋正在梦乡，但事非得已，秘书宋楚瑜，焉敢怠慢，前往官邸，把蒋经国请起来，蒋穿着睡衣，两眼惺忪，听完安克志的报告，当场表示强烈抗议蒋闻讯后的表情．我们可用常识推断，迟早要发生的事，终于来临，他感到惊措．愤怒不已，可能再未就寝。5个小时后，召开“中常会”的紧急会议，下令三军戒备，准备人心的安抚。10点正，发表声明一纸，兹摘其部分。抄录如下：数年来美国政府曾一再重申其对中华民国维持外交关系，并信守条约承诺之保证。而今竟背信毁约，此后自将难以取信于任何自由国家。
现美国对借恐怖镇压以维持其存在之共匪伪政权异以外交承认，实有悖于其宣称维护人权加强民主力量以抵抗极蚊zhuanzhi之宗旨。此举无异剥夺中国大陆上亿了被共匪奴役之民众早日重获自由之希望。无论自任何角度而言。美国此一行动不啻为人类自由及民主制度之一大挫折，且必深为世界各地爱好自由民主的人民所谴责。
无论国际情势如何发展，中华民国以一主权国家，当秉承光荣之传统。
团结海内外军民同胞，继续致力于社会、经济及政治等各方面之改进，忠于国家目标，及所负之国际责任，吾人对国家前途具有充分之信心。
先总统蒋公子遗训中谆谆召示我全国同胞庄敬自强，以完成复国建国之大业。中华民国政府及人民有决心亦有信心，尽其在我，与其它各民主国家之人民共同努力，以对抗共党暴政及其侵略政策，今后自当更加沉着镇定，积极努力，并呼吁全国同胞与政府通力合作，一心一德，团结奋斗，共渡此一难关。中华民国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与共匪伪政权谈判，绝不与共产主义妥协，亦绝不放弃光复大陆拯救同胞之神圣使命，此项立场绝不变更。“官方”此一声明，一石二鸟。一面指责美国背信，一面重申过去的“三不”立场。台北把美国此举，形容为“最沉重的打击”。1949至1950年，杜鲁门政府曾设想把台湾当局一笔勾销，如果没有朝鲜战争发生，“中华民国”早成为历史上的名词。将近30年，台湾一直在华盛顿的扶植下，保住联大代表团，和世界一些国家维持外交关系，现在美国抽腿，50年代的彷徨迷惘，再度降临。
台湾当局一直认为美国是忠实的盟友，如今一百八十度的突变，观念上、情绪上，一时自无法适应。仇美反美的气氛，因而达到顶点。
绝交使台北产生危险意识。尽管协防条约还有一年的效力，但国民党当局忧虑未来的地位。美国断交，其它小国跟进，台北将陷于孤立地位。
缠绵病榻的强人从大陆时期到台湾时期，蒋经国的职务随着蒋介石的交棒而更替。但，无论如何，他是台湾近40年来实际的支配者，这个事实是不容质疑的。蒋介石在世的时候，他是幕后强人，蒋介石过世以后，他成了台面上真正的强人。这个凡事必要躬亲的强人，在透支了本身40年的精力后，终于缠绵于病榻。自1973年后，蒋经国的身体已经出现了明显退化的现象。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糖尿病让他的体力大量虚耗。有糖尿病的人通常身体非常容易疲劳，动不动就想睡觉。所以蒋经国没有像他父亲那样的日常休闲活动，他的家居生活，相当单调。因而，到外地去视察，就成了他日常生活中，惟一称得上“不是运动的运动”。
在七海官邸，最常看到他的地方就是床上，他几乎是下班回来就是换上睡衣，然后躺在床上休息，顶多看看电视新闻，算是娱乐节目。
但是，不管公务再繁忙，他从不把公事带回官邸。在七海官邸照顾蒋经国的日常生活的侍卫们，从来没见过他在官邸动笔处理过什么公事，或谈公务。在礼拜天，他偶尔会找三位秘书长，也就是总统府秘书长、国家安全秘书长、中央党部秘书长三个人，到官邸向他报告一些比较特殊的事情，前“总统”严家淦，在自己病倒前曾于礼拜天来过一次官邸。
像宋时选，宋楚瑜、郝柏村、汪道渊、蒋彦士、李焕及沈昌焕等人都是经常来官邸向他报告公务的人，但是，他们来官邸无非是因有很重要的事情，否则，蒋经国是不会让他们来。
糖尿病病史蒋经国大概早在60年代前后，就发现自己有糖尿病这种疾病，主要是遗传自他的生母毛夫人。
蒋介石卧病后期，蒋经国照例每天早晨都要到土林官邸探望父亲的病情。他到士林官邸时，总是由士林官邸的hushi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