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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间，蒋介石的心脏仍然没有显著改善的迹象，但是，来美龄却听从孔老二小姐的建议，从振兴复健医院请了一位外国复健医生，每天专门为蒋介石作各种复健运动，并行按摩全身肌肉，但是成效却十分有限。
1974年11月23日，心急和烦躁的宋美龄不顾医疗小组阻拦，硬是要搬回士林官邸。她对着医疗小组的警官吼叫：“我不管！他（指蒋介石）如果不搬，我还是要回士林官邸过圣诞节！我搬回去！”
可见她对蒋介石病程的漫长，和医院病房生活孤寂的不耐。在宋美龄的坚持下，蒋介石也没有反对的意思，医疗小组只好从命，连同蒋介石一起搬回士林官邸，为了蒋介石回士林官邸休养，差点没把整座六病房的所有医疗设备都拆回士林官邸，所以，当时人人就戏称士林官邸几乎成了一座小型“荣民总医院”。各种医疗器材应有尽有，连可以搬动的X光摄影机虽然体积过于庞大，还是整部一起搬至士林。
在宋美龄的执意坚持下，蒋介石夫妇回到士林官邸过圣诞节，可是，这也是两人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这一点大概是宋美龄所始料未及的。洋医误诊泌尿出血1975年3月间，宋美龄听从友人建议，请了一位美国医师来为蒋介石诊治，这位美国医生看了蒋介石的病历和检验报告以后，建议最好能够立即进行“肺脏穿刺手术”。但“总统”医疗小组的医官却坚决反对这样激烈的诊治方式。医疗小组的理由十分简单，他们认为，蒋介石已经年高89岁，照临床经验，是根本不适合作任何大型手术的，因为有太多的变数很难掌握，而且，一旦发生手术并发症，任谁也无从负责。
可是，宋美龄是“总统”的配偶，她不但在法律上有充分的权力作这样的决定，而且她还贵为第一夫人，官邸的大小事情她大权在握，有谁能违背她的意思，所以，只好任由宋美龄同意美国医生的建议，马上准备作背部穿刺肺脏的手术。
美国医生为蒋介石施行的背穿刺手术可以说十分成功，医生从蒋介石的肺脏抽出大约一碗的脓水，可是，手术虽然圆满成功，而手术的后遗症却接踵而至，当天晚上，蒋介石的体温立刻由原来的摄氏37度多，上升到摄氏41度，把医疗小组的成员一时之间搞得手忙脚乱，官邸立刻又回复到3年前蒋介石刚昏迷那一阵子的混乱场面。
手术完成后的第2天，一个更令人震慑的现象发生了，原本蒋介石在每年春天都会复发一次的小便带血，这年的出血现象不但提早到来，而且这次的小便带血，来得既急又猛，简直有些像是大出血。这种泌尿出血的情形，十分可怕，医疗小组的医官整整为蒋介石输了250CC血浆，才使情况稳定下来。
高烧不退，加上小便大出血，另外让医疗小组更加紧张的，就是蒋介石心脏停止跳动的频率不但愈来愈高，而且其间隔也愈来愈近。作完背穿刺手术以后，蒋介石的心脏警讯频频，一日数惊。坐在他的床榻前，守望着连接他心脏的心电图画面看着那曲线忽强忽弱、上下飘动，真是令人冷汗直冒。3月29日，蒋介石在台北市郊的草山别墅官邸口授了遗嘱。遗嘱的开头一句是：“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接下的三百余字，仍是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的一套陈词滥调。
回光返照梦断草山1975年4月5日上午，蒋经国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到士林官邸来看望蒋介石。通常，他早上会和蒋介石就一些政务，作短时间的交谈。
下午，轮到翁元当班随侍蒋介石，他感到蒋介石似乎比以前情绪还要烦躁，他不停地起床又躺下，躺下又想再起来，这样反反复复好几十次，医护人员在一旁见他情绪那样不稳定，就在旁边劝慰他，要他多休息，他脸上露出不悦的表情，对医官的劝说根本置之不理，医护人员也对他无可奈何，那时，蒋介石原先的小便带血和高烧都已经缓和下来，然而他的心脏扩大和时常间歇性停止跳动的情形，则还是此起彼落。
晚上，蒋经国又回到士林宫邸，他照往例先向蒋介石请安，然后在他房内二人谈了几分钟。蒋经国见蒋介石似乎有些倦容，便告退说：“阿爹！你累了就休息吧！”走出房门之前，还吩咐医官给蒋介石吃几颗镇定剂，事实上，所谓的镇定剂其实是假的，因为自从蒋介石心脏不好以后，医官就不主张再给他吃安眠药或是镇定剂之类的药，以免影响他的心脏，因而都是以一些维他命的药丸来哄骗蒋介石，叫他吃了还是可以在心理上产生“催眠”效果。
晚上8点55分左右，蒋介石已沉睡多时，可是，孰料心电图上的心搏曲线，忽然变成一条白色直线。当班的hushi立刻召唤所有的医护人员到蒋介石身边进行急救。那天值班的医官是俞瑞璋，他身穿睡衣，狼狈不堪地冲到蒋介石病榻前，二话不说，就给蒋介石施行急救，包括实施电击，可是连续作了几次电击，蒋介石的心脏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时，医疗小组知道事态非常严重，于是立刻向宋美龄和蒋经国报告这个最新的不幸消息。
蒋经国从士林官邸刚回到七海官邸，正要上床就寝，没想到电话铃声大作，要他立刻再回士林官邸，对这次紧急情况，他心知不祥，等他赶到士林官邸，蒋介石早已归西，没有交代任何的遗言。
翁元日后回忆说：由于我已交班，当我被叫醒之后，立即奔至老先生的病榻旁帮忙，我进房门的时候，见到屋内人声鼎沸，蒋经国在房间角落的壁炉边低声辍泣，老夫人则在病榻边面色冷峻而忧戚，显得非常难过，现场一片忧伤悲戚的气氛，医生放弃了急救之后，已经开始在为老先生戴上假牙，然后通知副总统严家淦，请他速来士林官邸见老先生最后遗容。
台湾党政军要员听到蒋介石死了，当夜皆赶到草山别墅，并在别墅举行了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的仪式。在遗嘱上签字的有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
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台湾当局“新闻局”发布的死亡公报，称蒋介石的死亡为“崩殂”，这是不折不扣地把蒋介石当作了封建帝王。又明令从4月6日起历时1月为“中华民国”的“国丧”期。蒋介石的遗体停在台北市的“国父（孙中山）纪念馆”5天，供人们瞻吊。
移灵时雷雨大作要员们瞻仰了遗容后，就准备为蒋介石移灵，移灵用的是“荣总”为蒋介石新买的进口救护车，工作人员刚要把蒋介石的遗体移上救护车，天空突然响起隆隆雷声，接着就是一阵倾盆大雨，如排山倒海而来，移灵车队不能受天候影响而延误时间，所以，车队就在滂沱大雷雨之中，从士林官邸缓缓前进。
瞻吊完毕，蒋介石的灵柩被暂厝于慈湖，“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达成死者的“心愿”。
慈湖是蒋介石于1961年间，在距离台北市60公里处的大溪镇福安里村，为自己选择的一处坟茔地。蒋介石之所以选中这块“风水宝地”，原因是这里的风景很象故乡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母亲的坟庐他起名为慈庵。蒋介石在这里建筑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他生前常来此小住，并嘱在他死后灵柩暂厝此地。
美国总统福特对蒋介石的去世反应冷淡，只拟派个农业部长去台北吊丧。经台湾要求，始改派副总统洛克非勒。在参加葬礼的外国来宾中，较为显赫者要首推南朝鲜的总理金钟泌了。日本的两位前任首相佐藤荣作和岸信介去台北吊丧，为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抗议，连自民党代表的名义都不用，仅称友人代表。葬礼场面十分冷落。
1975年4月28日，台湾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举行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改用主席。党总裁的名义，永远保留给蒋介石，他人不得再用。如同“总理”的名义永远保留给孙中山一样。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三易其名。会议还推举蒋经国担任了国民党主席。
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到了美国，隐居在纽约市郊长岛拉丁敦区的孔令侃的别墅里。
停放蒋介石灵柩的“慈湖行馆”，不断有人去参观。蒋介石的尸体经防腐处理，身着长袍马褂，胸前佩戴勋章，装在一个黑色大理石棺廓里，停放在正厅。接连正厅的厢房，保持着蒋介石生前卧室的原样，供人参观。卧室的茶几上放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