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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共“九大”以后即开始争权夺利的两个集团展开了各怀鬼胎的争斗。周恩来不露声色地审视着一切。他拿起了红色电话机，拨通武汉东湖，向汪东兴说明了怀仁堂的唇枪舌战，同时又送去了一封信。汪东兴把信呈交毛泽东时，转述了周恩来的电话内容。听说，毛泽东脸上立即显露出不快的神色，再次对汪东兴说：“不设国家主席的话，我早就说过了，还派你回京传达。宪法上不要写了，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缓缓的话语中蕴含着坚决的态度。
然而，林彪竟不为所动。
4月11日晚，林彪在终日不出的密室中踱来踱去，突然叫来秘书，口授了一个电话的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毛泽东考虑缓和中美关系叶群亲自打电话将这个意见告诉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听后笑了。他不无调侃地说：“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么就让董老（董必武）当吧！”收敛笑容后，毛泽东又提笔在中央政治局转来的林彪意见上斩钉截铁地批了一句话：“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毛泽东的态度不容置疑，林彪也并不退让。于是，此后，演出了一场人所共知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风云。但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前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还明显地表现在对外方针上，这一点则不曾为人们和后来的研究者注目。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著名声明，即《五·二○声明》。这个声明是乔冠华起草的，经毛泽东修改。其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孟子》名言的引用，使之增色不少。但毛泽东内心并不以为这个声明特别重要。他脑海深处，正在考虑做一篇缓和中美关系的大文章。
按照中央的安排，5月21日，毛泽东、林彪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于上午9点，来到人民大会堂118室，这是毛泽东接见外宾的主要场所，又称湖南厅。他们会见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参加会见的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及宾努首相。
笑容可掬的西哈努克一见面就赶上几步，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倾诉着感谢的话语。此刻，这个落难的王公感受到真正朋友的情谊。
3月19日，西哈努克一行从莫斯科抵达北京，这次国事访问却成了苏联卑劣的出卖。在西哈努克访问苏联期间，柬埔寨发生了政变，朗诺上台。苏联却严密封锁消息，不让亲王一行知道，又若无其事地照常接待他。礼送他出国的那天，才在飞机上告诉柬埔寨国内政变的消息，然后撒手而去。目瞪口呆的亲王倾刻无家可归。这时，中国政府伸出了援救之手，决定照常接待西哈努克亲王。他到达北京机场后，周恩来立即对他说：“我们已发表了亲王作为柬埔寨国家元首抵京的消息。”“只要亲王有决心斗争到底，我们一定支持你。”热泪盈眶的西哈努克于3月23日在北京发起成立了柬埔寨爱国统一战线。
见到毛泽东，西哈努克激动是自然的，而林彪那天的表现则有些反常。
早晨5点多钟，林彪就把秘书叫来。他坐在沙发上，慢吞吞地说：“今天我要参加天安门大会去。你们给我点点话题，我听听。”所谓话题，就是有关的国际形势，因为这是发布《五·二○声明》的大会。秘书从柬埔寨起头，又讲到越南、老挝人民的斗争，阿拉伯人民同以色列的斗争，苏联、美国的动向等等。忽然，秘书发现林彪头仰在沙发上，两眼紧闭，嘴巴微张地睡着了。秘书只好悄悄地退出来。
为了应付上午的大会，叶群立即布置给林彪打了一针兴奋剂，引起了林彪的亢进和反常。
林彪对着西哈努克，语无伦次地说着：“全力支持你们的斗争，打倒美帝国主义。。。地球是一个大火球。有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站得最高，不仅考虑中国，而且还考虑全世界。”毛泽东不冷不热地瞥了林彪一眼，对西哈努克笑着说：“他是讲打的。”林彪一反谦恭不语的常态，急急地争辩似的抢着说：“讲道理讲不清楚，就只有打。”
也许觉察到自己的抢白失态，林彪又赶紧唱起了高调：“全世界人民动员起来，毛泽东思想普及全世界。毛主席将活得很长，毛主席将来会看到打垮美帝国主义、打垮苏联修正主义。。”听到这里，毛泽东不耐烦地把手一摆，说：“好了，就吹到这里，开会去。”
林彪反对中美关系缓和大家一起驱车来到了天安门城楼。广场上红旗似海，万头攒动，汇集着几十万人，将举行首都人民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林彪要在会上宣读《五·二○声明》。西哈努克情绪激动地在城楼上用中国话喊了十几次“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则报以“柬埔寨万岁！西哈努克亲王万岁”。西哈努克双手合拢，向毛泽东频频点头说：“我们有中国做我们的可靠后方，一定会战胜！”毛泽东却笑着回答：“没有中国，你们也行。”他掰开手指历数说：“华盛顿当时反对英国，他只有300万人口，战胜了英国，法国大革命时很困难，整个欧洲国家包围法国；列宁在十月革命时，只有8万党员。。他们都胜利了嘛！”
表现失常的还是林彪。
对着麦克风，他用湖北腔大声说道：“我要发表讲话！。。我讲讲关于越南。。两个越南。。半个越南。。”显然，他离开了讲话稿，正在百万人大会上胡言乱语。好一阵子，林彪才开始宣读《声明》。
人们都为林彪的讲话表现吃惊，却没有注意到在谈话中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他是讲打的”及林彪辩白态度的份量。西哈努克更没有弄清这反映了中国头号人物和二号人物的什么不同。何谓“讲道理讲不清楚，就只有打”？分歧要从1969年冬季讲起。苏联日益嚣张的核战争威协，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使毛泽东迫切地感受到必须改变这种中国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两害取其轻，他考虑采取战国时代秦国远交近攻的战略。就在这时，美国总统尼克松作出了向中国表示缓和的一些姿态。他指派美国驻华沙的大使斯托塞尔与中国临时代办雷阳进行接触。中国政府立即作出积极反应，双方决定恢复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1970年3月，由于美国入侵柬埔寨，中、美大使级会谈又暂告停止。但大门的门缝并未关死，双方都在试探、寻找更合适的方式。毛泽东、尼克松这两个东、西半球的顶尖人物，思路的电波已经开始串通。
林彪反对中、美缓和。当然，他没有直接这样做，而是通过他的支持另一种倾向予以表示。
中、美关系能否缓和，一个关键在于越南问题能否解决。尼克松担任总统之后，采用各种战争手段都无法在越南取胜，开始试图从这个没膝的泥潭中拔出脚来。他需要一个契机。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他意识到，通过谈判可以给美国一个台阶下，促使美军早日撤出越南。那么，剩下的南越政权便远不是越南北方的对手。胜利可以提前到来。因此，他为越南领导人提的建议是：多采取一些主力军作战，消灭美军的有生力量，在尼克松的背上击一猛掌，推动他痛下撤军的决心。
他在一次会见越南领导人范文同、武元甲时建议，要在越南最南方金瓯半岛地区发展一些主力军，“从打小胜仗到打较大的胜仗，再到打大的胜仗”。他说：“单是打仗不搞政治活动，我看也不行。”
林彪则不同。写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他，在与越南领导人几次会谈中，设计了一个战略方针，简言之，就是一个字——“熬”。用游击战和美国人拖下去，既不进行正面主力作战，也不谈判，10、20年地拖下去。发展了游击战理论的毛泽东，深知游击战并不是解决战争的手段，只是促使敌我力量发生转变的过渡。“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对越南领导人批判林彪说：“我们过去党内意见也不统一。一派人（指林彪）就是劝你们把美国抓住不放，一个字，叫作‘熬’，就是只能打游击战，不要打大仗。而我是劝你们要集中兵力打大仗。你不打败敌人，不打痛他，他是不那么舒服的呀！不是这样，你们谈判桌上得不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