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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
历史何以会出现这样的转机？尼克松所以热心和中国改善关系，有诸多因素。
尼克松上台之后，美国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全球扩张和称霸的一贯战略已经维持不下去。从国内看，二次大战后，美国经济处于鼎盛时期，到了70年代，美国经济已出现衰退的端倪，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巨额的战争费用开支，大大地增加了财政负担，使美国的财政出现了巨额赤字；美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大大减弱，使美国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美国在经济上的“喜马拉雅山”正在倾倒，这不能不使美国政府的当权者们忧虑万分。从国际看，美国的全球战略到处碰壁，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但是由于它的遏制政策和霸权政策，使它的脚陷在了亚洲。朝鲜战争使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遭到战争失败，使其国际地位明显削弱。在越南战争中，随着战争的升级，美国在越南和印支的泥淖里越陷越深，军费开支浩大，士兵反战情绪越来越强烈，因为反战浪潮席卷，使广大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迅速增长。美国在日本的情况也每况愈下，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成为与美国竞争的强劲对手。西欧对美国越来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美苏之间的核竞赛愈演愈烈；中东国家反美情绪高涨。美国在国际范围内，已失去了控制能力，争霸全球战略的方针越来越不灵了。这种内外情况，迫使尼克松不得不对它的外交政策进行调整。
尼克松调整对华政策尼克松在调整外交关系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是他重点之一。
在尼克松的战略考虑中，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的必要性在于：首先，尼克松认识到，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继续把它排斥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不可能的。美国对中国进行了长期封锁和遏制，但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国力日益增强；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其国际威望越来越高；世界上许多国家对美国奉行的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越来越不满；甚至西欧国家也认为美国的这种政策是愚蠢的作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仍然无视于中国和世界的变化，一意孤行，继续孤立和不承认中国，到头来只有使自己处于尴尬境地。尼克松较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他不得不认识到：美国是改变对中国敌视政策的时候了。2月18日，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说：“中国人是一个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
其次，美国需要在与苏联的抗衡中，减轻压力和负担。美国与苏联的争霸愈演愈烈，双方不仅进行着大规模的军备竞赛，而且在全球各个地区进行角逐。这两个超级大国和中国都保持着敌对状态。苏联把和中国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为国家关系上的分歧，并且用霸权主义威胁中国。在中国北部边疆阵兵百万，造成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在美苏争霸中，中国成为一个制衡力量，中国和任何一方和解，都会使这个世界性的三角发生倾斜。尼克松认为，中国北部边境的紧张状态，是中国人可能倾向于和美国和解的重要动因，同时美国和中国的和解将有利于美国和苏联的抗衡。尼克松说：“我相信历史会表明，如果在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方面不迈出这样第一步，在同苏联的实力对比上，我们现在似乎一定会处于面临危及生存的不利情况。”尼克松认为，实现三角外交具有可能性也具有重要性。他感到向中国打开大门不会危及反而会促进美苏关系。尼克松还意识到，对中国采取主动会给他政治上带来好处；选择最佳时机访问北京将使美国的自由派感到震惊，打乱他们的阵脚，从而保证他再度当选。如果他能闯入这个拥有地球四分之一人口国家的大门，那么他的形象就会骤然“高大”起来，压倒所有那些呆在国内无所作为的民主党的反对派。基辛格也指出，我们受到警告说，打开中国的口子会使美苏关系倒退，事实上，打开这个口子在几个对苏关系的问题上反而会打破僵局。
最后，尼克松政府认为，在美国经济衰退，竞争能力减弱的情况下，改善和中国的关系有利于发展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国广大而潜在的市场将会对美国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和好处。在未来的亚洲竞争中，美苏日中四国将成为互相竞争，制约的力量，从而造成亚洲的均势，保持亚洲力量的平衡和稳定。
尼克松从美国新的全球战略计划出发，把改善和中国的关系纳入了美国新的全球战略计划之中，承认中国将是他任期内期望达到的重要目标之一。他向其阁僚们解释：“我们与中国的疏远，尽管从纯粹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是不无道理的，但是，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都再也承担不起意识形态这个奢侈品了。”
第三节台苏“特使”再会维也纳路易斯再次提约1969年5月1日清晨5时，路易斯从罗马打电话来，要求从台湾驻罗马“大使馆”取得去台的签证，并说由于签证的关系，他在罗马不能住得太久。魏景蒙告诉他，台北和东京一样糟，到处都是新闻记者。要他到曼谷或新加坡去。
他说，他没法去新加坡，去曼谷也只能停留24小时。在罗马没人注意他，因此最好是从罗马直接来台北。
魏要他在罗马等，5小时后给他答复。
路易斯给魏景蒙留了他的地址和电话：伊登旅馆215房；旅馆总机：480551。
上午8时5分，魏在台“国防部”打电话给路易斯：“我准备于一周或10天后启程经香港赴曼谷，途中还要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停留，预计要在5月18日或19日抵达目的地。如果没有意外，可望在5月20日在曼谷和你见面。至于为何要迟延那么久，等见面时再告诉你。这段时间，请你和台湾驻曼谷新闻参事屠益箴联系，屠的办公室电话：58053；住宅：91449。魏说，我会随时让屠益箴知道自己的行程。
路易斯说：“签证有问题，我只能拿到曼谷的过境签证。请选一周以内的任何时间见面。”
魏说：“可我不能在5月20日以前到曼谷。请你作些调整，并让我知道。”
路：“确实有困难，请你重新考虑提前在一周内动身，并打电话给我。”魏：“等请示后回答。”
当魏去向在“立法院”的蒋经国报告时，蒋说：“不可以。如果路易斯今晚没打电话来，就去电告诉他，不能在5月20日以前见面。”
后来蒋经国又打电话告诉魏：“不必给他打电话，请立即到我处来。”
当魏来到他长安东路的官邸时，蒋经国告诉魏：“最好不要在20日去曼谷见他。如果他再打电话来，并坚持要在一周或10天内见面，就告诉在罗马或维也纳见他。如果没电话，还是在20日以前去曼谷，等几天。”
5月4日10时30分，路易斯打电话到魏家，魏不在。下午2时5分，魏打电话给路易斯，4时才接通（经过美国）。此时，他已改住维也纳的劳顿旅馆（HOTELSCHLOSSLAUDON）电话：842430。他希望6月和魏见面，或者马上在维也纳见。魏回答：“可以在5月12日至14日在维也纳见。”
通话后，魏马上联系蒋经国。因他去庆生旅行，至下午6时，才接通电话，魏景蒙向蒋经国报告通话之事，蒋说：“考虑后再答复。”魏说：“我必须打电话把决定告诉路易斯。”5月5日，蒋经国再次来电，首先向魏景蒙通报了西德人克拉索夫斯基获自法新社驻莫斯科记者3月26日的报告：谢里宾、贝里舍等主张与台接近。近日会议中有5项基本问题之建议，并获得上级有条件支持：A。毛政权有崩溃及内战可能，（苏联）可能与台合作且极有希望。
B。中苏合作基础，可用有条件或密约规定之。双方协议在毛崩溃后，成立一个国民党与新组织之共产党合作之联合政府。
C。新的中国国家制度，不一定要使用共产党名称，但须符合社会经济之进步条件。故在相当期间内，容许一个两党之“人民民主国家制度”。
D。国共联合政府仅属过渡性质，苏联对于联合政府之援助，不仅于新中国共产党；惟因该新中国共产党需要相当长时间始能在社会、政治方面发展成一个具有力量之亲苏党派，故苏联必须先与中国国民党合作。
E。美国的远东政策，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