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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首先自称是“农学的逃兵”。“不过，提高农业技术水准就要在科学、理论方面有进一步的研究”。胡适对农业，自然如他自己所称，是“门外汉”，不过这天他精神格外好，于是用讲故事的口吻，谈台湾农业进步的一些事实，举出台糖公司采用南非0310甘蔗种改良台湾品种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尝试”，所获得的惊人成果完全是“道地的基本科学研究的结果”。胡适凭直觉认为发展农业科学必须从充实农业基本科学开始，也就是从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遗传学、化学、生物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做基本研究与实验，只是台湾现在尚无完备的基本研究所和实验室。他泛泛地强调了一番基本科学研究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并勉励大家做基本研究的学人。
和许多的知识分子一样，胡适对“科学救国”有一种直觉的敏感。他举例说新蔗种的故事就是“科学救国”的最好、最美的故事。“研究愈达基本，则将来在实用上迟早更显光明。”
胡适最后以他“昨夜所作的三个很甜、很美的梦”结束演讲。
第一个梦是“农复会”包办了台大农学院的“土壤、农业、化学、植物、病理与昆虫学”三个研究所，办成了三个第一流的科学研究机构。
第二个梦是台糖分公司包办了“中央研究院”的植物研究所，办成了一个第一流的植物学基本研究机构。
第三个梦是烟酒公卖局包办了“中央研究院”的化学研究所，也办成了一个第一流的化学基本研究机构。
胡适说：“我相信这三个甜美的梦，都是不难实现的。”“无论如何，很甜美的梦总是值得做的。”
胡适对教育也有一种职业性的敏感。有一点他是很清楚的，发展科学必须首先发展教育。胡适有一次对来访的记者谈他对台湾教育的看法。他称赞台湾的教育的普及，是大陆任何省份所没有的。他不讳言这些基础设施是日治时代就打下基础的。他象一位教育主管前来对付质询的议员似的，搬出一些比较数字，恳切地说明台湾大学数字的增加，其中侨生所占比率之大，可看出现在成绩比原有基础有了惊人的发展。他强调说，今天能把教育工作做好，也就是反攻复国有了重要的根本。
不过，胡适也提到一点尚难以尽如人意的地方。他从科学人才的缺乏，谈到出国留学生不愿回国的问题。他说，一百个出国的留学生中，竟难得有十个学成归国。他认为，这不单纯是这些人回国后的安插和待遇的问题，还包含着台湾的学术空气的问题。因为，这些人回国后，不但要工作，还得继续学习；他们必须在一种科学的与自由的学术空气中继续有所长进。
鼓吹“民主”“自由”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他周旋于美台之间且深得台湾文化界欢迎的资本，就是他对美式“民主”、“自由”的鼓吹与宣扬，在各种场合与当局针锋相对而又颇具策略的斗争，当然只是在口头上。
1958年5月27日，胡适应《自由中国》杂志社负责人雷震的邀请，在台北南阳街“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大礼堂，与50多位《自由中国》杂志社的作者、朋友及台北市若干位民营报社的社长们聚餐。席上，胡适发表演说，先指出台湾确已较以往有更多的言论，是一件很值得兴奋的事。他说，《自由中国》杂志社在这方面所起的领导作用，以及各民营报业同仁所作的努力奋斗，都是使他敬仰钦佩的。新闻言论自由是靠人去争取来的，只要大家锲而不舍地去争取，力量是不会白费的。他推崇《自由中国》杂志社负责人雷震，在争取言论自由方面所作的贡献极大，实在有资格让文化界人士塑造铜像来纪念他。
谈到因当局修正出版法所引起的风波，他认为实在不了解当局为什么要在此时有修正出版法之举。他说，也许当局以为争自由争民主的人太多了，风气太盛了，想以修正出版法来抵制。“其实，无论是旧的或新的出版法，都不可能达到限制人民争取言论自由的目的。”
这年12月22日，胡适在《民主潮》半月刊社的聚餐会上又发表演说，谈及言论自由。他说：言论自由诚如胡秋原先生在《民主潮》所发表的一篇《论中国历史上的自由传统》文章中引用严复所说的：“言论自由只是平实他说实话。求其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55年前严复的话，至今还是不变的真理，也是言论自由最好的注脚。胡适说，言论自由也是一种习惯，在社会上培养起容忍批评、接受辩论的习惯，言论自由的尺度自然就慢慢宽起来。怕讲民主自由的人主要是因为没有养成习惯，所以总怀疑人家的批评不存善意。
1960年9月4日，“雷震案”发。国民党当局终于开刀，雷震等人以涉嫌叛乱条例而被捕，《自由中国》杂志被封停刊。胡适此时正在纽约，得知消息后，即打电报给“副总统”陈诚说：“鄙意政府此举不甚明智，其不良影响。。恐将腾笑世界。”胡适建议将此案交司法审判，一切侦审及审判皆予公开。随后再电陈诚：“万望我公戒军法机关不得用刑审，不得妄造更大罪名，以毁坏政府的名誉。”在回答美国记者问题时，他说：“这个杂志一直是台湾新闻自由的象征。”“我诚挚希望雷震案件由普通法院审理，而不付诸军事审判。”
胡适的谈话在台湾引起了极大反响，但雷震仍被台湾军事法庭判处10年徒刑。10月22日，胡适自美返台，当晚即声称，他个人认为，对雷震所判10年徒刑“太严厉而且是不公正的”。值军事上诉法庭正在重审雷案，胡适表示，他愿意在军事上诉法庭作为雷震的一个证人。他说：“我仍然相信雷震是一个爱国反共人士。”他在接见“英文中国日报”记者时的另一次谈话中说，雷震案件“在自由国家的心目中大大损害了国民党的事业，因为它牵涉到出版自由这个根本问题。”
尽管如此，胡适的奔走呼吁仍无济于事。最后，他只是无可奈何地说：“一种杂志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也不失为光荣的下场。”
胡适以自我解嘲给自己下了台阶。
此次事件后，胡适只能是在南湾（台北与基隆之间）的“中央研究院”
坐冷衙门，往往通宵失眠，并患了便秘，久治不愈。一向乐观的胡适，这时见了熟人也不免唉声叹气不已。
这当口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不能不提。台中农学院院长王志鹄，是一个“党性”很强的人物，把所有主张自由民主的学者，都看成是共产党，乱抛帽子，在此之前因为省政府有将农学院改为大学之议，他为了争取校长的地位，向该院学生发表演说，主张派一架飞机将鼓吹自由民主的胡适等人空投到大陆去。此言一出，令人莫名其妙；舆论大哗，胡适自己也哭笑不得。幸而蒋介石毕竟心里有底，听到该农学院长的“妙论”，觉得此人拍马屁未免拍过了火，立即下令将此人撤了职。
非暴力、非对抗胡适的和平的改良主义主张倒是自始至终的。早年的成名作《文学改良刍议》，即以反对文学革命，而只进行温和缓慢的改良而独树一帜。
1939年在南京和上海，胡适高唱“抗战必败”论；对内力主“和战”，主张向日本投降，对外则向日本人献计献策，言日本征服中国之唯一办法，是征服中华民族的心。其卖国贼嘴脸暴露无遗，遭全国人民唾弃。
胡适自有其书生气十足的理由，以后他亦多次阐述他的“温和缓慢”的观点。在台湾打了一场不大不小官司的《胡适与国运》事件，书之作者殷海光，这样理解和表述了胡适的思路：“如果中国几十年来居于创导地位的知识分子没有患幼稚的躁进妄想狂，而是照着严复所说的原则去做，或顾到‘可运作的程序之先后陈列’，或考虑到任何大变革之‘技术的可能性’及其结果，那么中国人民近50年来白白遭受的冤枉痛苦和惨重牺牲不仅可以避免，而且以中国潜力之雄厚，经过几十年来的现代化建构工作，那么中国不仅不会乱出一个‘秧歌王朝’，而且人民会享有和美国相差无几的自由和康乐。”1958年12月22日，在《民主潮》半月刊社的晚餐会上的演说中，胡适谈到“中美联合公报”中的“不凭借武力光复大陆”一点，他说，这是一个“新时代起点”；光复大陆要靠实行三民主义，靠自由中国政府维系人心，这是任何人不能不接受的结论。他说，他6年前第一次回国在三军球场演讲《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时，就从未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