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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他俩谈来谈去，忽然扯到了从1944年起便在纽约当“寓公”的孔祥熙。
据这个商人说，孔祥熙目前虽然没有担任国民党政府的任何职务，但却是代表蒋介石和美国参议员诺兰、众议员周以德这些人斟盘打交过的主要角色。此外，他和“中国委员会”的主持人鲁斯也经常来往。
“当然蒋介石得找他帮忙，”我不禁接嘴说“因为他那么有钱，可以掏腰包来垫活动费。”
“你这个假定可完全错了，”这个美国商人哈哈大笑，“H·H·孔在别的事情上可以通融，在钱这一方面可绝对不肯开玩笑。据我所知，他的活动费还是向台北实报实销的。最近，他不像去年那么活跃了，因为蒋介石没有发付足够的活动费给他。一分钱，一分货——这是他一贯的主张。”
接着，他又告诉我，孔祥熙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纽约度过，原因是：他的妻子宋霭龄在那里做股票买卖，已经成为股票市场上的一个第二，三流的大户。而他本人，为了想多活几年，遵照医嘱实行节食，大肚子已经不如从前那么凸出了。
听了这个商人口中的孔祥熙近况，谁又不会很自然地想起他过去在国民党官场中所闹的一些笑话呢？
他是山西太谷人，在美国留学回来后，曾经做过一个时期的青年会工作。由于把蒋介石和宋美龄撮合起来，他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地位才开始扶摇直上。他和宋子文虽然都是蒋介石的至亲，可是蒋喜欢他的程度，远过于喜欢宋。理由很简单，他追随蒋介石这么些年，向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抗战初期，他在重庆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时，每逢主持行政院会议，他总得说一两句莫名其妙的话，惹得大家牙都要笑掉了。
记得在某一次行政院会议上，粮食部长徐堪报告了米价上涨的情形，希望行政院能够采取紧急措施，以便平定米价。孔祥熙坐在那里攒紧眉头苦苦思索了半天，与会的部长们谁也没敢出声，静待他的指示。
忽然间，他伸出胖手在会议桌上拍了一下，笑着说：“我可想出了一个办法——准保行得通！”
大家真以为他想到了什么高明的主意，所有的视线都投射在他的身上。
看到大家的神情，孔祥熙更加得意，摇头晃脑地接着说：“行政院可以马上下一道命令，鼓励大后方的人民改吃面包。这么一来，米价自然而然会跌下去。再说，重庆的面包总是做得不好。有了政府的倡议，将来的面包烘制技术一定蒸蒸日上，就可以得到外国朋友们的好评。还有，经过我多年的研究，外国人的身体比中国人好，就是因为他们吃面包，所以为了国民健康，我们也应该用面包来代替大米。。”
让他这么一说，所有的部长们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接岔儿。
也是在那个时期，重庆的各机关工作人员聚赌之风甚盛，财政部直属的关务署尤其厉害，职员们常常在办公室里就打起麻将来。
这个消息传到孔祥熙的耳朵里，他决定以“部长”的身份，前往“训话”一番。关务署人员事先听到风声，大家都捏了一把汗。
在该署的一次纪念周上，孔祥熙果然声色俱厉，把全体人员大骂了一顿，认为他们在办公厅里打麻将过于不成体统。
可是等到话快说完的时候，他却咧开大嘴笑着说：“其实，打麻将可能看得出一个人的性格，输钱不着急的人，涵养一定好，也可以担当比较重要的职务。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将来选用人才，不妨让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将，哈，哈哈。。”
听到这时，台下的人们也全都纵声大笑。
现在，他在纽约负责和那些“援华派”的美国佬联系，不知道是否仍然利用打麻将，来判断那帮人的能力和品格？
五次成为新闻人物在美期间，孔祥熙有五次变成新闻人物。
第一次是在1951年6月间，美国国会为了调查麦克阿瑟事件，召魏德迈到场作证。当时魏德迈说，当国共战争发展到最（禁止）而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经济崩溃边缘的时候，他曾提给蒋介石一张名单，主张责令当朝权贵要捐献资产，以裕军费来源，可是蒋一看到孔祥熙名列前茅，就勃然大怒，蒋说名单上所列的都是他多年来的忠实干部，并不如外间所说的那么有钱。翌日美国报纸把魏德迈发言列为头条新闻，轰动全球。
在其后三年，孔氏在长堤所设的别墅，逃出了一个中国厨师，向法庭控告孔祥熙虐待，要求自由，并请美国予以政治庇护，此事也成为一个时候的花边新闻。从此可以发现，孔在多处设有公馆，穷奢极欲之致。但他不是用它来供自己享受的，而是他所负“国民外交”工作应有的安排，当时美国国会盛传有“台湾说客团”之说，与此有其不可分的关系。
同年春，香港出现了一本《孔祥熙传》，同时盛传孔要组党，并准备同陈诚竞选副总统，谣言满天飞，似乎煞有介事。后来事实证明，那是海隅有人想骗他的钱，故意布下这么一个圈套，孔本人绝无此意。他年高八十，饱经忧思，而台湾现状又是那样，试问还有什么好做呢？
1956年11月25日，香港《星岛日报》刊登两篇文章：一篇为社论，标题《维护纪纲、伸张正义、豪门权贵如要回国做官，须先受审判》；另一篇为副刊文章，标题《孔祥熙欲投机乎》。由于两篇文章中出现了“白华”、“天堂遗臭”及“皇亲国戚”等词，使孔祥熙大为震怒，便让其子孔令佩向香港高等法院民庭控告《星岛日报》毁谤，令其名誉受重大损失，要求赔偿不指定数目的损失费。此案开审时，双方俱延聘著名大律师两人出庭致词，原告以毁谤罪起诉，被告律师以原告人不亲自出庭及不在本港居住为词。此社会人士且多以谁方会胜诉为打赌的。由于双方所聘大小律师都为知名之士，故一般人估计，双方讼费可能超过七八万元，如此巨大的开销，使该案成为香港多年来最耸人听闻的一大讼案。1959年2月14日上午，香港高庭审讯后宣判，原告孔祥熙得胜，被告人须付赔偿费一万元并堂费。
到了1960年10月间，孔祥熙在美国的活动揭底了。那时美国进行大选，台湾当局为了个人的政治利益，支持尼克松和肯尼迪竞选总统。肯尼迪的一个亲信华尔脱·品克斯特为此发表了一项长篇报道，说尼克松的竞选费用，都是孔祥熙的一位公子交给周以衡和诺兰的。此事未见台湾当局声明否认。孔样熙晚年，并没有忽视他的慈善家形象。一次，他到奥伯林参加奥伯林——山西纪念协会成立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在学院里设立了奖学金。一位记者问关于他在美国有“5亿多美元”的巨额财产传说。他听后，眼圈都红了，这位老当铺掌柜摇了摇头，面带困惑的神情。他说，国民政府垮台之后，他损失了全部投资，现在靠微薄的存款过日子。这位年轻的记者，信以为真，同情地点点头，并作了记录。
蒋介石亲撰“事略”
1966年，孔祥熙86岁高龄时终于从“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岗位退下来，与宋霭龄一起搬进一所新居，宅址：长岛蝗谷非克斯巷。他的健康迅速恶化，有严重的心脏病。1967年8月，他被紧急送进纽约的一家医院，8月15日，他死在医院，时年87岁。《纽约时报》本想把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加以评述，但却蹩脚地写了这么一段话：孔先生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他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