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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赖沙场忠勇士，不辞拚命捍防城。
秋风秋雨忆招魂，胜利反教流泪痕。
南望一棺江岸畔，放牛坪上尚安存。
战后辞官，是翁文灏久存于心的念头。因此，抗战胜利不久他就接连5次向蒋介石呈文辞职，申明“原为对日抗战而加入政府任职，自当为抗战告竣而告退”，坚请辞去政府本兼各职。他本想脱卸政务后，往欧美各国考察一番，重新回到心爱的地质科学研究工作中去。但是，行政院长宋子文坚持不允，蒋介石也只同意他辞去经济部和资源委员会的职务，保留行政院副院长名义。
出国考察既不可能，翁文灏就另作它想。他想组织一个中国石油公司，自行出产油品，于一点实事。1946年6月1日，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公司在上海江西路131号宣告成立。翁文灏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利用各地旧有的基础，将甘肃油矿局、东北抚顺炼油厂、高雄炼油厂、嘉义溶剂厂、台湾油矿勘探处、四川油矿勘探处、新竹研究所以及上海、南京、汉口、广州、台北、青岛、天津、沈阳、兰州、重庆等十多个营业所，一并纳入公司之中。翁文灏意欲向企图垄断中国石油事业的美孚老板们争一席之地。由于当权者的阻挠，自产油品的事没有办成。
1947年4月，国民党行政院改组，张群继任院长，翁文灏乘机辞去了行政院副院长之职。但又受蒋介石之命，专管资源委员会。
此时，翁文灏已经在蒋政权里从政十年之久。十年从政，他并没有认清蒋介石及蒋政权的真实面目，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蒋介石大好内战，太弄权术，偏重内争而对外屈辱忍让。但是，他仅仅“认为可惜”而已。十年来，他亲历目睹国民党各派，如宋、孔、CC派、政学系、复兴社等等，置国家大局于不顾，明争于朝，暗牛于野，为害甚烈。然而，他并没有与这个腐败没落的政党脱离的决心。结果，翁文灏不但未能从蒋政权中拔脚，而是愈陷愈深。
滑人战犯的泥坑中1947年7月4日，国民党政府举行“国务会议”，出席的“国府委员”
“一致通过”蒋介石所提出的《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翁文灏在其中充当了一个角色。
第二年初，中国石油公司按照蒋介石的旨意，为满足蒋介石打内战的急需，以2444万美元巨款，向美国政府订购军用石油。在这一活动中，翁文灏不能辞其咎。
如果仅此而已，翁文灏自然不会进入头等战犯的行列。我们是不相信天命的。但却相信有一些事情，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一个人的处境。翁文灏便是如此。蒋介石把翁文灏“拉郎配”式地推上行政院长的“宝座”，这像一个正在沿着陡峭的河岸向下滑动的行将落水之人，又被已经落入水中的人死死拽了一把，一下子深深掉了下去。
从1948年6月至11月，翁文灏担任行政院长虽然只有短短的5个多月，但是却犯下了两大罪行。
其一，翁文灏直接参与了蒋介石所谓“戡乱”的内战。这年7月中旬，蒋介石将陶希圣执笔的反共讲演词交给翁文灏去播讲。当时，翁文灏曾向蒋介石推辞过：“此稿是蒋先生的口气，还是蒋先生自讲为好。”蒋介石点点头，笑道：“我自然会讲。但你是行政院长，你也该讲。”在蒋介石屡次催问督促下，翁文灏以行政院长名义。于7月24日在南京电台上向国内外发表坚持“戡乱”的广播讲话：“我们必须把全国的力量集合起来，以担负我们戡乱救国的神圣任务。”
翁文灏发表这一广播讲后的真实背景，是国民党政府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中，已经碰得头破血流。美帝国主义为了保护他们在华的利益，不使岌岌可危的国民党统治彻底垮台，正在策动以李宗仁为首的一部分国民党人士出来进行国共和谈。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继续主战的死硬派却因此发生恐慌，所以蒋介石又一次把翁文灏推上前台扮演反共到底的角色，借以给李宗仁等人施加压力，给主战派打气。
果然，在翁文灏发表广播讲话的同一天，李宗仁正式辞谣称：“任何人相信谣传都是无道理的，现在并无和共产党谈判的基础。”
其二，翁文灏直接参与了筹划蒋介石政权的所谓财政会融改革。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临时条款》授予的特权，宣布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发行伪金圆券，实行空前的通货膨胀，同时实行暴力“限价”，强制收买人民手中的金银、外币，对人民实行进一步的掠夺。
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之日，正是国民党政府到了山穷水尽之时。物价飞腾，财政破产，巨大开支无款可忖，中央银行外汇告罄。
蒋介石看到内战已经到了严重关头，不顾人民的死活，连连命令翁文灏等人想尽一切办法，赶紧搜刮现金，以供反gemin的内战急需。财政部长王云五提议以“金圆券”代替法币，并与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商定具体办法。翁文灏对于财政金融并无专门知识，处此急需之时，“病急乱投医”，他即与王云五向蒋介石报告改革办法。
蒋介石闻之大喜，立即宣布实行。结果，蒋介石通过这一敲骨吸髓的掠夺，从人民手中抢走了3亿7千多万美元的金条、银元和外币，而四大家族却已先期把他们握有的外汇存放到外国去了。到了10月上旬，国民党统治区有20余大中城市爆发大规模抢购风潮，伪金圆券随即急剧贬值，物价更形暴涨。11月11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宣告原“改革币制”计划全盘破产。蒋介石在经济上遭到致命挫折的同时，军事上也遭到了惨重失败。蒋介石在东北亲手丢掉了3个机械化兵团之后，于10月30日自北平飞回南京。蒋介石一下飞机，立即召集翁文灏、何应钦、张群等举行紧急会议。会上，“蒋以最阴郁和最悲观的腔调讲话”，描述目前的军事情势为抗日战争结束以来之“最严重者”。
这时，翁文灏的心情比蒋介石更阴郁，也更悲观。简直可以说，他的心情已经达到了彻底失望的顶点。不过，他终究和蒋介石不同。他与蒋介石的最大区别之一，恐怕就是他不但看到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完全失败，还勇于承认自己个人的完全失败。他无法再继续在行政院长的位置上干下去了。尤其是他亲眼看到了“金圆券”是“杀（又鸟）取卵”，使国统区的广大人民更加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他始料不及，他痛悔异常。
痛悔之余，翁文灏终于决定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这一抉择，尽管不是他与蒋介石最后的分道扬镳，也无法改变他应负的罪责，但却称得上是悬崖勒马！
“拉郎配”式的行政院长长辞职了1946年，11月，蒋介石违背政治协商会的决议，单方面召集伪国民大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伪宪法。从此，蒋介石公开践踏中国人民要和平要民主的愿望，进一步发动全面内战。
一年多后，蒋介石于1948年4月又举行伪国民大会，自选为总统。同时，蒋介石又玩弄手段，使伪国民大会通过了所谓《勘乱时期临时条款》，加强他在国民党政权中的独裁统治。
依照伪宪法规定，行政院长人选应由总统提出，经立法院表决通过。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不同派系为此进行的激烈争斗，把蒋介石提政学系的张群任行政院长的预谋搅翻了。
1948年5月8日，所谓“行宪”后的第一届立法委员会首次在南京举行会议。这天中午，蒋介石约集CC系、政学系、朱家驿系和黄埔系的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立法委员的骨干分子陈立夫、张道藩、谷正鼎、赖琏、吴铁城、王启江、刘健群、黄宇人、倪文亚、汤如炎、白瑜等，聚到黄埔路官邸举行午餐会。
“醉翁之意不在酒”。何况，蒋介石本人并不喝酒，他所举行的宴会上，也从不备酒。蒋介石名为“征询”在座诸位关于立法院长和行政院长入选问题的意见，实际上是想在立法院选举正副院长和对新任行政院长行使同意权时，都应受“党”的约束，也就是唯蒋之意是从，不能有所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