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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很多困难，甚至连军委会的证章都不肯多发给他。戴笠便要郑介民向参谋本部要了许多证章和差假证，当时许多特务对外活动统统都是用参谋本部第五处名义。
从1936年春天开始，戴笠不断接到情报，说胡汉民在广州召集两广军政头子密商反蒋问题。蒋介石曾几次电促胡汉民到南京来，均无结果，便命令戴笠加强华南地区的特务活动，戴把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广东籍特务分子大量抽调前往。
不久，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及川访问广州，特务们得到情报说陈济棠接受了日本人的支持，准备与广西联合向南京进军推翻蒋介石政权。蒋便加派郑介民前往香港，指挥华南区进行暗杀陈济棠的活动并分化收买广东部队，郑于3、4月间即由南京经上海秘密去香港。
当时特务处华南区区长邢森洲，原是郑所保荐的人。邢森洲在南洋混了不少时间，在华侨中小有声望，他的人事关系很不错，但对搞暗杀和分化等却远不如郑有经验。
郑去香港后，一面积极布置暗杀陈济棠的工作，一面多方设法收买陈的部下叛陈投蒋。郑派到广州的一个暗杀小组，曾在广州市通往郊区梅花村陈济棠的寓所途中祖好房屋，准备利用陈每日往来时进行狙击，结果被陈的特务发觉，将郑派去的几个特务捉了去，这更使陈坚定了反蒋的决心。蒋介石和戴笠对此均大为恼怒，曾函电指责，令郑迅速重新布置，必欲杀陈而甘心。6月初，陈济棠借口蒋介石不抗日而通电反蒋，自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一面派大军镇压，一面加派特务暗中加紧收买陈济棠部下，郑介民和邢森洲在这次事变中最得意的杰作是收买两广空军。当时两广空军中不少是华侨，邢和这些人当中不少人有关系。郑先以12万港币收买了航空队长黄光锐。他们还收买了广西空军，并策动师长李汉魂、李振良等将级和校级军官40余人叛陈投蒋。
7月初，各项布置就绪，黄光锐等分别率领飞机连同全部空勤人员飞向南京。广西空军也在同一天逃走，一同到达南京。黄光锐发表通电，历数陈济棠在广东多年来搜刮民财、勾结日寇的罪行。
蒋介石和戴笠自得到郑的密电，知道他在进行收买两广空军的活动，曾拨出数以百万的港币令其积极进行，日夜盼望早日成功。当这些飞机到达南京后，蒋、戴十分高兴，连电嘉奖，嘱其继续加速进行瓦解陈部的活动。陈济棠等反蒋通电发出后，仅仅一个月左右便弄得众叛亲离，不得不通电下野。这次事变很快结束，郑在其中起了不少的作用。当他高兴地准备回南京报功请奖时，戴笠又叫他到广州布置保护蒋介石的工作。
8月间，蒋介石飞到广州。郑这次去见蒋，自然又得到了一番奖励。蒋离开广州后，他才回到南京，戴笠又为他举行一次庆功大宴会，并给他请到一笔巨额奖金。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郑介民被调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主管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
醉心成为一名“儒将”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表面上虽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一致联合起来抗日的主张，而暗地里却更加积极地进行反共防共的阴谋活动。当国民党政府从南京逃到武汉后，在珞珈山举行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便提出要增加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关，把原来由陈立夫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交与戴笠，另在中央党部内设立一个同样的调查统计局，以加强他反共反人民的特务力量。
蒋当时虽有意提拔戴笠，但苦于他的资历不够，只好指定他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为局长，以戴为副局长负实际责任。但对郑介民的安排却成了问题，蒋不让郑离开这个特务组织，又不便设两个副局长，最后才决定叫郑兼任军统局的主任秘书，协助戴笠工作。郑对这个名义很不痛快，开始很不愿去办公，老是推说事忙抽不出时间，这个主任秘书便成了一个有名无人的空位。戴也了解郑的心理，不好勉强他去，而内部工作却还得有人领导，便在军统局中仍保留书记长这个职位，主持内勤业务。唐纵、张严佛、周伟龙、吴赓恕四人先后担任过书记长。
当时军统特务之中，不要说外勤特务不知道这个主任秘书，连内勤也有些不知道书记长之上还有这样的领导人。戴笠感到这样下去有问题，不但郑可以借口不去军统工作，特别是怕蒋介石查问起来无话交代，才于1940年将书记长名义取消，改为代理主任秘书，由戴的亲信小同乡毛人凤来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46年3月间戴笠死去前，郑的这个主任秘书都是由毛代理。到1942年前后，中美所工作正在开展，毛人凤忙不过来，又增加了一个副主任秘书，由张严佛担任，直到抗战胜利。
郑介民对军统局这个主任秘书的本职虽不大感兴趣，而他的老婆却生怕丢掉了这个位置。因为军统局钱多、东西多，可以源源供应，不但郑所乘的汽车、汽油由军统局供给，家里用的副官、男女佣人、厨师等都是军统局支薪，连家里的许多开支和应酬请客等费用都由军统局包下来。军统控制的公开机关如缉私署、货运局、交通检查处等走私和缉私得来的东西，对军统大特务“进贡”时，总有郑介民的一份，为了这些，郑的老婆去军统局局本部的次数，却比郑还多。每当戴笠离开重庆，毛人凤要找郑去军统主持纪念周时，郑常推说事忙抽不出时间。毛人凤以后找到一个窍门，只要打电话到他家里告诉他的老婆一声，第二天郑一定准时到达，从不误事。
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曾请求英国帮助成立一个突击部队。郑得到这一消息，对此很感兴趣，便托人向蒋去要求，希望派他去担任这项任务。蒋认为郑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不适宜搞这种工作，另派李默庵去筹备成立英械装备的突击部队，郑又一次感到很大失望。
当参谋本部改组为军令部之后，郑却意外地被蒋介石提升为该部第二厅中将副厅长。这样虽使他安下心来，却仍不忘情于带兵的工作。1939年陆军大学设立将官班，专门调训国民党中高级军官，他便请求带职去受训。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还要去进陆大？他很高兴地说：“现在的军事机关和部队的幕僚长，规定都要陆大毕业，如果自己不是，不但没有机会带兵，也不懂业务，无法工作。而且由于和陆大学生不是同学关系，也不易驾驭，所以非去不可。”
郑介民于1939年9月前后进陆大将官班，1940年4月毕业。当时陆大还设在贵州遵义，有些调训的高级军官带职学习，连画地图都要参谋代办，本人则经常跑到重庆、贵阳去玩乐。即使在遵义，他们也是花天酒地，有时通宵达旦地赌博，上课听讲只是敷衍了事，反正是去混一个学历。郑介民在这段时间内却与众不同，他非常认真地学习，有空还从事写作。他偶尔回重庆几天，也是到军统局和第二厅去要一些资料，作为他写作参考之用。他老婆经常写信骂他，说别人常常回来，他却不想家，还疑心他在遵义玩什么花样，曾两次偷偷地跑到遵义，看到他的确是在埋头学习和写作才放了心。郑一面悔恨自己没有带兵打过仗，“武”的气味还差一些，一面又醉心于想当一个“儒将”。当时反动派中许多将领，都有“武人惟恐不能文”的思想，他便是具有这种思想的一个典型人物。几年间，他从军统局与第二厅档案中搜集了不少材料，先后编写了《军事情报学》、《谍报勤务教范草案》、《游击战术之研究》等几本书。国民政府对他这种肯钻研和写作精神，曾予以明令表扬，并授给他一枚“积学勋章”。他对这枚勋章极为重视，认为是最难得的“荣誉”，经常爱把它拿出向人炫耀，以显示他是个“文武双全”的“儒将”。
郑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期间，还于1940年下半年起，兼任“中苏情报合作所”副所长，所长由二厅厅长杨宣诚兼任。苏联方面也派了一个副所长，这是苏联帮助中国侦收对日情报工作的。该所设在重庆夫子池来龙巷庆德里1号，另在南岸黄山放牛坪茶亭子附近设有电讯侦测总台，由军统所派的特务肖坚白任总台长。苏联派有一个副总台长和几十名技术人员，在南岸汪山建有两幢宿舍专供苏联人员住宿。该所结束后，该处改为军统汪山农场。这个所虽是由军令部出面，实际是由军统主持与苏联进行合作，专门侦收和研究翻译日本陆空军无线电通讯密电码。苏联方面提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