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飞机上跳下一个人，当时保安司令部在机场设有一个联合检查处，由一位姓赵的上校统筹管理，他以为来了一个“偷渡客”，吓得（又鸟）飞狗跳，一通电话打到保安司令部。
还来不及吃中饭的谷正文在获知小郑提前到来后，立刻带了两个人，坐吉普车直到机场接人。
到机场时，赵姓上校，不让谷正文带走小郑，一直嚷嚷，即使从飞机上“跳”下来，还是违法，只要违法，一定严办。
看着不明就里的赵上校吵闹不休，谷正文担心惊动了媒体，最重要的是“克什米尔公主号”尚未起飞，小郑绝对不能曝光，否则真是功亏一簧，不得已，谷正文只好板下脸孔，说是“老先生亲自交办的”，如果消息见报，一切后果自行负责。然而根据谷正文了解，后来，这位无辜的赵姓上校还是因为这件事被免了职。
谷正文从机场接过小郑后，便将他带到延平南路有“南开大学”之称的南所，让他洗澡吃中饭，休息事实上，也在此时，台湾接获消息，周恩来可能没有登上那班飞机，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并没有按原定计划从香港起飞。
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周恩来临时改变主意，外界对此纷纷揣测说“因为他知道台湾特务在飞机上放炸弹”。对此，谷正文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周恩来根本不知道，只能说他命大。”
后来周恩来为什么没有登上那班致命的飞机呢？据事后了解，周恩来因为接到缅甸及印度总理的邀约，准备先赴仰光约会，再转赴万隆开会，因此，才幸运逃过一劫。
载着中共代表团3人、中共5名记者、1名波兰记者、1名奥地利记者、1名越南工作人员，一共11人，“克竹米尔公主号”于飞越北凄罗洲沙捞越附近时，从行李舱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飞机起火燃烧，像一团火球一样冲进海里，时间是4月11日下午6时30分，只有3名印尼航空公司机组人员，在海上漂流几个钟头后，奇迹似地获救。
根据谷正文表示，蒋介石事前并不知道保密局炸机的举动，第二天，毛人凤才亲自向他报告，并对周恩来幸免于难深表遗憾。不料，蒋介石听完后，非但没有生气，还觉得给大陆一下下马威，挫挫士气，感觉不错，因此签下好大一笔奖金——美金9000元，搞赏有功人员。
而台湾对于万隆会议前夕发生这种敏感新闻，也一反常态，三家晚报均以不大显著的版面处理空难的消息，《中央日报》第二天更是只字未提，直到第三天才在第二版，以不到50字的内容交代了事。
虽然台湾当局始终低调处理这件空难，不过由于罹难人员包括5个国家，在国际舆论及中共压力下，为求破案，香港政府曾雷厉风行展开一连串调查审问一竿子人等，连小郑点头之交的朋友，几乎无一幸免，纷纷被抓去严刑拷打，希望逼出小郑的下落，及整件案情的来龙去脉。
打了又打，问不出一个所以然，不顾中共的抗议，香港政府只得放人，只起诉了本名周驹的小郑一人，问题是光知道凶手是小郑，可是人海茫茫，到哪里才能将小郑逮捕归案？
另一方面，在台湾保安单位严加保护下，小郑一切平安，其父在情治人员安排下，也在案情曝光前，安全偷渡去台，父子俩抵台后，立刻改名换姓，如今已在台湾落地生根。
“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尽管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谷正文却说，最大的收获是，的确让香港政府吓了一跳，因为事后台湾在香港情报网的最高督导王新衡，曾与港督达成了口头协议，对于台湾特务，香港可以破坏组织，可以抓人，但不准判刑，直接遣送回台，交由台湾自行处理，如果香港政府答应放台湾特务一马，则台湾特务保证不在香港再搞炸机、杀人、放火等恐怖行为，并停止印制港币jiachao。
蒙上神秘面纱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已经事过境迁40年，周、陈两人也先后在前年、去年离开人世。谷正文指出，如今他站出来，坦承是台湾当局主谋放的炸弹，当局可能会觉得某种程度的难堪，不过今年85岁的谷正文还是忍不住要说：“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类似这种政治谋杀事件多得不胜杖举，事实上这已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做不做’的问题。”根据台湾《中国时报》周刊最近介绍，谷正文生于1910年，原籍山西汾阳。在抗战以前，谷正文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已是国民党特务（即所谓‘职业学生’）。他后来还担任“华北特种工作组”的组长，专门执行破坏中共组织及暗杀中共干部或亲共人物的任务。他是以戴笠为局长的军统局的大特务。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溃败后，谷正文随军统局迁往台湾。到了台湾，30多岁的谷正文继续干他的本行，担任情报机关的“侦防组”组长长达17年之久。后来，他又升任“情报局督察室”主任。
不久前，中华航空公司一架运输机在台湾境内坠毁，引起各方面议论。
退休多年的谷正文也发表一番高论，大胆假设华航这架飞机可能是“人为蓄意破坏”。此言一出，引得华航高层人员的不满和追究。
第七节九龙暴动内幕旗山旗海九龙暴动是从李郑屋徙置区首先发生的。这些徙置区是港英当局修建，用来收容各式各样的人，其中包括政治“难民”、一贫如洗的和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之中具有支配作用的是一部分组织得极好的分子——国民党“难民”。
1949年声名狼藉的“十四K”党迁入香港后，香港的秘密帮会中便增加了一个新因素。“十四K”党是已经死掉的国民党特务葛兆煌在广州成立的。这个组织决不是香港固有的秘密帮会之一，它实际上只是——正如香港人所共知的也为英国警察当局所承认的——国民党的一个外围组织。
由于这个组织在香港的出现，国民党利用美元渗入秘密帮会过程加紧了。“十四K”党充当国民党和香港一些传统的秘密帮会之间的主要联系。1956年10月8日，李郑屋村徙置区的一个居民组织的负责人吴达，从港九各界庆祝“双十”国庆筹备委员会那里，带回大批青天白日旗及庆祝补助费后，便立即吩咐他的十多名心腹，加紧布置。这十多个人当中，有8名是“十四K”的人马，其中就有事后被驱逐出港的肥佬林、大鼻登在内；另外5名是“和胜和”分子，其中包括事后被驱逐出境的大傻球。
当时香港的徙置区，只有黄大仙、石硖尾和李郑屋三处，每年的10月10日，亲台人马便经常利用这三处地盘作为“据点”，进行悬旗及张贴标语等政治活动。
8日晚上，李郑屋村的每户居民都收到十面纸旗。送旗上门的大汉再三叮嘱居民，这些纸旗一定要悬挂或张贴于当眼之处。此外还发给每户一元的浆糊费。
1955年的“双十节”，是令徙置区居民恐惧的日子。石硖尾的R座，一家四口人因拒绝悬旗，被来历不明的人夜间闯入住宅殴打致重伤。不过当时的徙置区面积有限，很难把十面纸旗全部张贴，居民们只有把这些旗粘在一根小绢上面，张挂在户内或窗门之上；有些则随便把一面纸旗贴在窗户或门上了事。
今日的徙置区已非去年可比。在9日的上午，分旗的大汉派人分头巡视一番，遇有拒绝悬旗或悬旗过少的便当场提出警告，面对这帮恶势力，港民们只能把气咽到肚子里，而不去自找麻烦，于是，尚不到“双十节”那一天，整个徙置区的大街小巷，门前房后便已是旗山旗海了！
9日午间，那群人又在面对通衢大道的李郑屋村的A、B及G座刻意地进行了重新布置，他们出动了50多名大汉，把所有面向街道的各层墙壁，都贴满了彩旗；此外，又把数不清的旗子，旗串，纵横交织地悬挂在座与座之间，每层的外墙，也贴上一个或多个用红纸剪成的“廿”字。这还不算，“中华民国万岁”、“蒋总统万岁”、“反攻必成。复国必成”等大小型标语也比比皆是，连地下的公共厕所中、浴室中也全都贴满了！
于是，徙置区一下子变成了“青天白日”的海洋，尽管旗子间少有人员走动，却也着实是蔚为壮观！
“双十”标志被撕去后的轩然大波10日上午，港岛东区的一家戏院正在上演所谓的“香港文化教育界庆祝国庆大会”。临近中午时分，大会已接近尾声，会议的负责人正带领参加会议的“代表”们高呼“蒋总统万岁”的口号，会场（禁止）迭起。
突然一名纠察模样的人仓惶奔向前排，对一名50多岁的大块头低声耳语了一番，大块头脸色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