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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动身来昆明之前，刚做阑尾切除手术，所以北京医院特地派外科主任王励耕陪同来滇，进行护理。此时，到缅甸的航线尚未开通，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便在昆明休息等候。
4月9日，喜讯传来：试航成功了！代表团成员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由昆明飞仰光，再由仰光飞雅加达了，也省得在滇缅公路乘车受颠簸劳累之苦了。
但周恩来并没有忘记先行到香港的代表团其他同志的安危。就在试航成功的当天晚上9点多钟，周总理打电话给北京，嘱咐邓颖超，说他虽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同志要坐，务必转告罗青长同志，将情况查清后，让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们务必采取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并要把此情况通报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的同志们。据成元功回忆：邓大姐把总理的电话指示转告给罗青长同志后，罗青长同志便去找外交部部位领导同志。因那天是星期六，那位领导同志要早休息，不办公，罗青长同志只好告诉了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董越千当晚便将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转告给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次日上午，外交部又派西欧司张越于9时半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向艾惕思通报了有关情况，并告艾惕思：中国记者等11人，将于明天（11日）上午由香港搭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希望英国代办处提请香港当局注意，对他们的安全给予关注。艾惕思当即表示，他将尽快将这一情况转告给香港当局。
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后，在当天晚上就将情况通报给了香港当局。他们怕不落实，次日凌晨1时半，又派专人驰赴印航驻港经理住宅，向印航经理通报了上述情况。印航经理听后，将信将疑，问中方派去的人，“你们的意思是否说有人可能要破坏飞机？”“你们的消息是否有根据？”中方派去的人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当然有可靠的根据，不然，我们就不深夜前来造访了。我们希望贵方能引起注意，一旦出了问题，其后果不堪设想。”印航经理仍然不大相信，他略略沉思了一下说：“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12时到达香港，下午1时即起飞，在香港加油停留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谁敢胆大妄为！”当我方派去的人严正指出“据我们所知，在机场地勤人员中就有人和蒋介石特务分子有联系”之后，印航经理才不得不表示，届时他将派印方工程师对飞机进行检查，而他自己则亲自去机场进行监督。
新华社香港分社觉得印航经理态度勉强，于11日上午10时，再次派人去会见印航经理，提请印航务必严加防范，以防“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出问题。印航经理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港停留之际，绝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都由公司派人负责。至此，可以说万无一失，似乎完全可以放心了。其实不然。
4月11日下午，周总理在昆明接到北京打来的第一个电话还没什么，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已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未发生任何问题。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我们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终于安全地离开了香港。但到了下午6点左右，北京打来了第二个电话情况就有些不妙了。电话说，已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去了通讯联系，有家通讯社报道，说在南海上空曾听到有大的爆炸声，不知是不是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有关。接到这个电话，大家放下了的心登时又提了起来。周总理更是十分关注，他立即指示北京，要迅速与有关方面取得联系，查明情况。如飞机确系失事，要敦促有关方面火速进行救援，寻找失事人员。这天大家连晚饭都没有吃好。晚上，北京又打来第三次电话，这次电话，进一步证实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确已失事。有家通讯社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机上人员全部失踪。有的通讯社还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失事前，曹两次发生紧急呼救信号。接到这个电话，大家就像有一块铅压在心头。从总理到每一个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和省领导同志，无不感到十分悲愤，既对因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代表团成员惨遭不幸而悲痛，又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我代表团成员横下毒手异常气愤。同时也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能够得逞，而迷惑不解，不知道问题是出自香港加油时国民党特务搞的破坏，还是出自印航本身。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由于接受了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准备乘缅方所派飞机去仰光参加亚非几个主要国家领导人的碰头会，而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
否则，其后果不堪设想。
两次意外事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开之后，不仅给中国代表团每一个成员的心头笼罩上了一片乌云，个个心情沉重，就连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其他亚非国家的代表，也都惴惴不安。特别是东道国印度尼西亚，更加紧张、忙碌，生怕在哪个地方出现闪失，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因为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这次会议就像一线曙光，使亚非人民看到了和平的希望。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却非常忌恨这次会议，早在这次会议发起之时，他们就曾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会议决定召开之后，他们又想方设法进行破坏，企图使这次会议流产。
中国代表团警卫人员也很紧张。据了解，美国虽然并不参加会议，但它却派出了一个由70多人组成的庞大的“记者团”。在这个“记者团”中不仅有在朝鲜板门店谈判和日内瓦谈判时活动了很久的间谍，而且还有什么议员、警察、军人、使馆职员、公司雇员及从香港、台北等地调来的职业特务。此外，在印度尼西亚国内离万隆几十公里还有一支反动武装，也制定了阴谋袭击亚非会议的计划。蒋介石集团的阴谋活动，也不单是针对“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据了解1954年被印度尼西亚驱逐出境的蒋介石集团的头目章勋义、郑义春、吴扬明等人，这时不但潜回了万隆，而且召集其在印度尼西亚的特务骨干开会、筹款，并布置了破坏行动。蒋介石集团在雅加达的基干组成的“铁血团”，秘密策划派遣行动小组去万隆。
周恩来这次出行，警卫人员没带多少，随身警卫只有何谦和成元功两个人。人手本来就紧张，可是行船又遇顶头风。在去仰光之前，总理的警卫秘书何谦阑尾炎突然发作，被送进了医院，成元功为此十分着急。为了确保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党中央于4月11日晚开会，决定派gonganbu杨奇清副部长以代表团顾问的身份随团去印度尼西亚，全权负责会议期间周恩来和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安全警卫及情报工作，并增派警卫局李福坤副局长代何谦出国作为总理的随身警卫。
根据这一决定，外交部很快给杨奇清和李福坤办了护照，并派人专程送到昆明。可是制服己来不及了，李福坤只好穿用何谦的行装。此外，空军也派人以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名义同机去印度尼西亚，以负责飞机的安全。
对周恩来的安全，邓颖超也很惦念，她从北京来信表示关切。周恩来却安之若素。他一方面安慰代表团的成员和昆明的党政军领导，对他们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一方面于4月12日晚复信给邓颖超，说：“你的来信收阅，感谢你的诤言。有这一次的教训（指“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临行前，周恩来针对已经发生的问题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开了个动员会，提请代表团每一个成员都要提高警惕，加强组织纪律性。为了使飞机多带一点汽油，周恩来还要求大家尽量少带行李，每次行动都要对自己的行李自行负责，严格检查；并要求不准给任何人随机捎带东西。。4月13日晚，周恩来又找留在昆明的人员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