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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刚刚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发表，显然不是偶然的。这对于忠心耿耿为美国侵华政策服务的司徒雷登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8月13日，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对南京解放时的司徒雷登作了一段十分精彩的评价：“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结束，遭到失败的蒋介石逃往台湾，美国院外援华集团不顾杜勒斯的不同意见，立刻弹起“是美国的贻误造成了中国的丢失”的老调。1949年8月5日，艾奇逊国务卿发表了题为《美国对华关系》的白皮书，这份长达千余页的白皮书叙述了令人沮丧的，在前5年中发生的事件。
最先想到要搞白皮书的是梅尔比。1949年初，凯南为《外交》季刊写了他著名的《X先生》一文。文中力图为美国对苏关系提出一项明智的政策。梅尔比觉得也应当有人为对华关系做一番这样的工作。他把自己的想法对当时的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处长凯南和这个内部智囊团的成员戴维斯谈了，他们两人都支持这一想法。
梅尔比花了好几周的时间，拼凑了一篇合适的文章，但是，引用的材料太多了。于是，戴维斯提议，搞一份详细的白皮书可能更合适些。凯南赞成这个建议，艾奇逊和社鲁门这两位大人物也表示赞同。总统在4月中旬甚至说，他希望白皮书能在8月份起草出来并发下去。
梅尔比奉命担任这一工作的统筹人。笔杆子斯普劳斯被要求起草其中的一部分。政府中的老手杰赛普没有在中国工作过，因而能以不偏不倚的态度研究那里发生的事情，所以，艾奇逊要他审阅第一稿。最后的润色工作由艾奇逊、梅尔比和杰赛普做的。艾奇逊在把草稿交给总统看时，附上了一封长信。信中写道：这是关于一个伟大国家的经历中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的坦白记录，这个国家早就和美国有着友好联系。。这份记录表明，美国一直坚持了，并且仍然坚持着我们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中那些根本原则，其中包括门户开放、尊重中国的行政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遗憾的是，在编纂这份记录的时候，为了尊重事实，必须公布一些表明这个国家的可悲局面的事实。然而，我认为，不能为了这个缘故就不加以公布。。我们派去帮助中国人作战的政府代表，不管是军人还是文职人员，很快都发现。。（国共两党之间的）长期斗争使中国政府不仅在军事上和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民心方面都受到严重的削弱。从美国军人和外交官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在1943年到1944年间，人们越来越确信，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已经失掉了赢得人民效忠的战斗精神。根据许多观察家的看法，他们腐败了，醉心于争权夺势，依靠美国为他们赢得战争的胜利，维护他们自己在国内的经济地位。。我们清楚地看到，只有一个有朝气、进步、能重新得到人民热烈拥护的中国政府，才能够有效地对日本作战。美国官员一再向委员长表示他们对这种局势的关注，以期引起他的注意，他也一再保证要扭转这一局面。然而，他并没有作出什么有效的努力来扭转局势，甚至把那些对他苦苦相劝的中国官员拒之门外。除了对中国中央政府的萎靡不振感到关注之外，一些美国观察家还对国民党同中共的最终较量（政治的或军事的）表示关注。这些观察家的报告也在附录中引用了。他们早在1943和1944年就担心国民党政府如此脱离群众，以致在战后的权力斗争中，证明它无法保持政权。不过，我们还是继续把我们提供的一切援助，全都给了国民党政府。。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在我国力所能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这种结果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种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奏效。这种局面是中国国内局势决定的。
现在已经看得十分清楚，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们制订的政策，对中国人和对我们自己，都不能有所帮助。我们仍旧认为，不管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多么悲惨的局面。。中国古老的文明和民主主义终将重新抬头，它将打碎外国加给它的枷锁。。一些共和党人把白皮书斥为替罗斯福政府和杜鲁门政府洗刷过失的文件，并且宣称，有朝一日他们掌了权，他们将公布中美关系中发生的事情真相。
白皮书发表不到两个星期，毛泽东对美国的这个文件讲了话。他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文中声明：“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白皮书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抗日战争末期到1949年的5年中间。美国实施扶蒋反共政策，千方百计地反对中国人民，结果遭到失败的经过。。”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注释中，向他的读者们简单介绍了美国先前的历史：“华盛顿（1732—1799）、杰斐逊（1743—1826）、林肯（18091865），都是美国早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
新中国宣布：美国驻华外交机构是非法的白皮书发表的那一年，美国驻华人员变得越来越少了。美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对中国总是另眼看待。美国在派有外交使团的大国，都很少设总领事馆。在中国，总领事馆却设得很多。例如，在情况允许时，北平、广州、上海、天津、汉口、沈阳和哈尔滨都有总领事馆。按照惯例，在政权更迭或发生内战时，只要获得允许，领事馆是可以继续活动的。
但是，因为美国当局不承认中国现政权，所以他们在中国的领事馆，不被中国现政权承认。
10月1日，共产党在北京正式升起国旗的那一天，柯乐布和当时在北京的所有其他外国领事都接到了当地政府的正式通知：如果他们的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同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那就可以保持通常的外交关系。那时，蒋介石还不曾离开中国大陆，这种要求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
按照华盛顿的指示，柯乐布拒绝了。
在一个时期内，柯乐布继续履行自己受到限制的职责，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但是，他对那种状况心里是不痛快的。他在日记中写道：“美国方面继续发表反对美国承认共产党中国的声明。我倒认为，他们还是改变一下做法，什么话也别讲，让共产党先揣摩揣摩为好。但是，看来，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是一定会促使我们把牌摊到桌面上来的。”
1950年1月5日，艾奇逊国务卿打出了两张牌。他发表了一项声明，大意是说，在北京局势平静下来之前，美国不会考虑承认这个政权。他后来又发表过一些类似这样的声明。
与此同时。新生的人民政府在所有西方国家领事馆的大门上都贴了告示：8天后，他们以前的兵营将被没收。伊·卡恩说：“看来，这同艾奇逊的声明不是没有关系的。共产党人知道，以前美国军人就住在现在作为总领事馆的地方。在限期来到的前几个小时，柯乐布把办公室迁到了邻近的美国人的院落里，那里从未驻扎过军队。亏得他有先见之明，头几天就把电台移过去了，才使他能同华盛顿保持发报联系。”
此时，艾奇逊已决定，不管人民政府采取什么做法，全体在华的美国官员都要撤离。4月10日，柯乐布关闭了驻北京的领事馆，凄然踏上了归途，他像往常一样，经由天津回国，天津的领事馆也在晚些时候撤离了。在天津，柯乐布夫妇的行李受到了海关的彻底检查。当一家轮船公司办理他家的物品运输手续时，有25本稀有的珍贵书籍和50件艺术品被没收。
柯乐布在离开时，有意把所有的房门都打开，钥匙插在锁孔里，他还事先降下了美国国旗。
4月15日，柯乐布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已经离开了共产党中国。
我们来到了竹幕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