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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理论，并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受到了斯大林同志友谊的重要性”时，全场发出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台下有人挥动起了帽子和手巾，场面十分热烈壮观。
斯大林也友好地侧过脸来，对毛泽东报以感谢的一笑，他轻轻地鼓起掌来。在整个会议中，他不时和毛泽东相互交谈着，议论着。
庆祝活动安排的文艺演出开始了，斯大林特意叫人安排毛泽东同自己坐在一个包厢内，两人又边看演出边交谈着，显得亲密友好。
精彩的演出结束了，礼堂内所有的灯光齐明，照得全场雪亮，观众们都回过头来鼓掌，有节奏地高呼着“斯大林——毛泽东！斯大林——毛泽东！”斯大林高兴地向大家挥动双手致意，毛泽东也起身向人们挥手表示感谢。掌声和欢呼声久久不息，震荡着大厅。。庆祝活动持续了几天才结束，各国代表团在完成使命后先后回国了，毛泽东则按预定的安排在苏联休息一段时间和参观访问。
此时期苏联新闻机构很少报道毛泽东的活动和行踪，西方一些好事者于是做了种种编造和猜测。有一天，工作人员把一则“毛泽东已被斯大林扣留”的西方报道的捏造消息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付之一笑，放下报纸说：“随人家说去吧，古往今来总有好事者的。”
然而斯大林在此期间又打了几次电话给毛泽东，还是询问毛泽东下一步对双方结盟签约内容的具体想法，而毛泽东总是不说，当斯大林了解到毛泽东确实在等周恩来以后，也就不再多问下去了。
1月15日晚，工作人员转告正在列宁格勒参观访问的毛泽东，“周恩来总理已在赴苏的途中了——”
毛泽东一听大喜，他顾不得疲劳和辛苦，当即决定：“请通知苏联同志，我们马上返回莫斯科。”
工作人员劝他再休息两天，恢复恢复再走。
毛泽东果断地一摆手：“不用了，我和恩来是有约在先的。”随即他又幽默地说：“君子言必行，行必果啊！”
1月17日，毛泽东一行人从列宁格勒返回了莫斯科，第二天上午就接到了周恩来从途中打来的电话向他请示问候。电话直接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因为线路有毛病，通话声音不好，毛泽东在耳机旁听了半天，也很难听清楚。他当即决定，请周恩来到下一站后再次通话。
毛泽东挂上电话后，背着双手在屋内踱了起来，显得有些着急。此后他一直守在电话机附近，等待着周恩来的消息。
周恩来从斯维德洛夫斯克再次打来了电话，毛泽东拿起了话筒，直接与周恩来通话，这次通话的效果不错。毛泽东竟然坐在沙发上与周恩来长谈起来了，他把自己来苏后的一些看法和分析与周恩来通了气，并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也把中苏双方条约谈判和协议签定的一些重要问题再次向周恩来做了布置，两人在电话中谈得十分亲切，有时还哈哈大笑。
看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外交才干是深信不疑的，他把几乎所有的实质性任务都交给了自己这位杰出的助手。
两人的通话竟然讲了一个多钟头！
通完话，毛泽东显得格外轻松和愉快，他喝了一口茶，悠闲地靠在沙发上抽着烟，欣赏收音机里的音乐。
一阵深沉雄浑的歌声在屋内响起来，缓缓地、沉重地越响越大，像一条河水，流到了人们的面前，这是伏尔加河船夫曲。唱得那么深沉动人，像一股股激流拍打着人们的心胸。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听着，又渐渐地直起了身子，全神贯注地凝视着窗外，那么专注、深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1950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一行到达了莫斯科。在莫斯科车站广场，苏方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这是周恩来10年后的再次赴苏，他现在是以新中国政府首脑的身份出现在莫斯科车站。
周恩来身着冬装，神采奕奕，面带笑容，一下车就以他杰出的外交家风度吸引了前往迎接的苏联领导人。他们目睹周恩来举止从容，落落大方，话语有礼有节，巧妙含蓄，都不禁在一旁暗自点头称赞。斯大林在会见刘少奇时也这样说过：“我认为新中国政府的领导人都是很成熟的，尤其是总理和外交部长的人选周恩来，那的确是当之无愧的。”
与毛泽东一行人相比，周恩来一行人就显得庞大多了，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东北工业部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以及赖亚力、何谦、沈鸿、苏农宫、柴树藩、程明升、王勋、聂春荣、罗维、常彦卿等人。
王稼祥同志照例赶到200多公里外去迎接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在1939年6月曾从延安来苏联治疗摔伤，在苏联住了8个多月。
正是在这段时期中，共产国际于1940年1月至3月举行过一次特别执委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这也是与中共和中国革命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分割关系的共产国际在解散前，对中共的工作作的最后一次讨论。会上充分肯定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并建议中共及时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非常及时地把共产国际的这些精神带回了国内，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后，苏德战争爆发和新疆盛世才转向反共反苏，阻隔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解散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继续保持了同中国革命的关系，而中共也开始了旨在为实现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思想的整风运动，中共中央解除了对共产国际章程的决议所要承担的义务。对于这段难忘的历史周恩来是记忆犹新的，他深知此行责任的重大和意义深远，他准备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完成这趟莫斯科之行的历史使命。
周恩来仅仅在特意为他安排的住所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直接搬到了毛泽东住处的楼上来了。同重庆谈判时一样，两位老战友一个住楼上一个住楼下，经常在一起为某些重大问题长谈到夜静更深之时。
相比之下，周恩来的时间安排要比毛泽东紧张多了，他白天要到克里姆林宫去参加谈判，晚上还要向毛泽东汇报和商量，常常是一天仅有几小时休息时间。可他仍旧是精神抖擞，毫无倦意，无论出现在哪儿都显得精力旺盛，使得一些参加会谈的苏联领导人也自叹莫如了。
在谈判处于关键阶段的一天夜里，已经很晚了，周恩来与毛泽东仍在客厅里长谈着。
毛泽东茶几上的烟缸里已盛了不少的烟头，他手指上的烟卷还在冒着缕缕烟雾。毛泽东像是在思索什么往事，显得有些心绪难平。
“主席，时间不早了，您该休息了吧。”周恩来看了看表，说道。
“恩来，你记得我们党同共产国际的历史有多长时间吗？”毛泽东问。
“从1920年3月开始，到1943年6月为止，有23年多。”周恩来记忆精确地回答。
“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20多年来对中国革命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都是有功劳、有帮助的。在整个共产国际的工作中，苏联起的作用是最大的。”毛泽东的口吻十分肯定。
“是的，我们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同苏联同志的关系。”周恩来点了点头。
“对！”毛泽东掐灭了手中的烟头，转过身来，“这就是我们在考虑中苏条约上的历史前提呀！历史提供了我们经验，历史也提供了我们教训。”周恩来点了点头，他明白毛泽东话中的深刻含意。他知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出现过的三次“左”倾错误，同当时共产国际的错误是有直接联系的。在抗战胜利后，斯大林既对中国革命以支持，又对中国共产党的实力缺乏信心，他在寻求与蒋介石政权发展关系的同时，也把本国的民族利益放在了中国革命发展之上，对此毛泽东是心中有数的。
1943年至1945年之间，美英苏等国首脑举行了对战后世界局势有着决定性影响的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在这些会议中，尤其是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为在中国领土上谋求权益而同美国进行了交易。当时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在拍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电报中这样说过：昨晚我同斯大林谈话时。。他说，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即库页岛）的南部应归还俄国。他在包括旅顺港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用手画了一个圈说，俄国人希望再次租借这些港口及其周围地区。。斯大林进一步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