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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郭廷亮等的审判，应该公开，如果碍于实际困难不能公开，也应组织由公正人士所组成的陪审团来参加审判，绝不能在秘密拘禁之后，是否经过合法审判尚不知道，即以共谍罪名将之处决。
公开事实真相，是政府公开处理此事而能取信于国内外的首要原则。
政府应即出面向舆论界，详细说明此案发生的原委，发表逮捕三百名军官的事实真相，并应说明到目前为止，获有哪些具体证据。单就传闻的资料来说，除了3月（6月之误）间那次军事演习时，配发实弹阴谋叛乱一事以外，反对政工制度及硬性规定师长级军官两年辞职两事，显然并不能证明郭廷亮等即是共谍。
不可否认，海外的舆论，的确使台湾当局对孙案的处理，既不敢造次，更不敢拖延。“9人委员会”，历时50天，完成调查报告。孙立人接受侦讯时，地点在草山第一宾馆，“方式颇似座谈”，“坦白诚恳，在座诸人，有感极泣下者。”
调查报告，长达1万6千余言，10月31日正式公布。但其结果，和1937年的张学良案，有异曲同工之妙。“总统’’命令，“以孙立人久历戎行，曾在对日抗战期间作战立功，且于案发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既经令准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
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管教，孙立人由“国防部随时察考”，“管教”也好，“察考”也好，词义有别，结果相同，孙立人送台中软禁迄死。
孙如真的图谋不轨，罪证累累，交军法议处，大公无私，任何人服与不服，亦将向“法律”低头，但蒋介石故意师法前人，交叉运用恩威并施的游戏，即西方所谓棍子萝卜的技巧，先予打击，再故示宽容，让受害人感恩不已。蒋“明令”“毋庸议处”的理由，是因为（1）孙抗战期间，作战有功。（2）坦白陈述。（3）深切痛悔。等于说，孙固有罪，其罪可诛，朕宅心仁厚，不咎既往。
然而，演戏和作假，究难天衣无缝，《祖国》即以《孙立人案件献疑》为社论，提出下列疑问：（1）孙立人身为陆军总司令，“部下军官何止千百”，没有人可以担保，其中“一个共谍都没有？”以此责孙失察，“实在不合情理”。
（2）孙立人的去职，既不能以“失察”为理由，真正的理由，是说他在“军中作小组织活动”，但《祖国》作者提出一个疑问，“何以黄埔同学可以联系，孙立人所训练的学生不可以联系？何以别的将领可以进行军官联谊组织，孙主人则不可以进行？”
（3）有联系活动，并不表示准备进行“兵谏”，报告书仅根据几个下级军官的供证，引人入罪，是无法服人的。
（4）关于郭廷亮案件部分，无确凿证据，仅郭本人的供词，该刊认为有下列疑点：“既无证人，又无证物，是怎样破获他的间谍活动的？
既无证人证物，郭廷亮怎么会供认是共谍，自寻死路？
假如郭廷亮是共谍，一定在台湾还有同伙，给他下命令或接受他的命令；对中共方面，也应有通讯联络方式；何以他长期孤零零地无联系地进行工作？
郭廷亮的证供，是否可能‘苦打成招’，经过别人歪曲？
调查报告书，字里行间，‘用了很多假定的语气’，这种调查，和‘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
不明就里的读者，可能会反问：“为什么台湾的报纸，对孙案的公正性，未置一词？”了解舆论工具控制在“官方”手里的特性，那就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了。
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台湾监察院”，煞有其事地成立以曹德宣、陶百川为首的五人小组，进行调查，可惜该项报告，始终未获面世，列为“监察院”密件“加锁加封”，甚至事隔多年，当事人陶百川要求借阅，均遭挡驾。个中蹊跷，应是本案的关键之一。
陶百川坦言，其“结果与其它机关提出的报告，颇有出入。”这“颇有出入”四个字虽含蓄，却具画龙点睛之妙。五人委员，天良出现，给蒋介石写一长函，为孙将军和郭廷亮等“剖明事实”，郭乃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郭廷亮判定“匪谍”罪而幸免一死，台湾无此先例，假释后，获准离台赴港，又是例外之例。自然，不是五人小组“剖明事实”的功劳，仅能说，蒋经国有好生之德。郭不幸为夹缝中人物，不死已属大幸矣！
用常情判断，孙有一肚子委屈，现实环境使他无法施展，愤世嫉俗，以至挺而走险，那是可能的。然而，孙军人出身，难道他一点机警都没有，对台湾的严密特务监视，茫无所知，敢轻举妄动，引火烧身？所以，比较合理的假定，孙和部下的联系有之，那是基于长官部下，心心相惜的朋友师道之情，不一定就是同谋不轨。
观全案，郭廷亮成为孙案主角，孙受郭的牵连，于是成为“兵运”的来源。即使报告书说的全是事实，中共要吸收郭为地下工作人员，也不能儿戏到仅凭一面之缘，即下达任务！
以“匪嫌”入人于罪的，如后来的柏杨、李荆荪等，不一而足，早是台湾上下铲除异己分子的故伎。其妙处在于，无人可代为伸冤，无人敢于闻问，训练有素的特务人员，有“认真作假”的本领，使用各种技巧，会让你自己挖井，自己往下跳。
孙立人受贬后，彭孟缉上窜，由中将御升二级上将，以黄埔六期的小老弟，继病故的桂永清为“参谋总长”，充分显示着蒋经国的势力，更见抬头。情治系统出来的人物，掌握台湾的军事大权。
孙案爆发前后，“总政治部”发动“效忠总统运动”，且借重青红帮敌血为盟的办法，把个人崇拜推到新的高峰，可以解释为孙案的回响和补救，台湾统治上层的虚弱与恐慌暴露无遗。
幕后恩怨1988年，台湾报纸杂志掀起了一阵“为孙立人辨诬雪冤”的浪潮，一些幕后恩怨再一次被新闻界曝光。
三十三年来，孙立人一直被“限制”居住在台中市一栋日式洋房里，终日“诵经礼佛”，不问世事，生活受到有关单位的“照拂”，但没有个人自由，其心境之苦与际遇之惨，不言而喻。
孙立人家属透露，孙立人的“幽居生涯”过得十分恬淡。他晚年的心愿是希望他的长官能明白他的“处境”，宽有他“个性上”的缺失，相信他毫无“谋反”之意及“挟外力自据”的意图。然而，他的心愿未得到长官的谅解，相反的，他所得到的讯息，却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沦调。当局婉转告诉他，若其中真有冤屈，日后“历史”自会还他一个公道。至于在“政治”上能否还他“清白”，却需要从长计议，毕竟，这其中的是非曲直，当局也有难以处理的苦处，希望他能了解当局的“处境”，不必在这件事上引起更多的波澜。
随着时光的消逝，“从长计议”的结果，使“孙立人”三个字逐渐为人们淡忘，而孙立人已是90高龄的老人了。当时对他“行为”颇不谅解的老“总统”，已长眠于慈湖十多年了；一度视他为政敌的蒋经国，亦于1988年1月13日谢世。这两位蒋“总统”的去世，无疑的宣告孙立人所身受的“冤屈”能获“平反”的机会已经非常渺茫。
据一位元老将领表示，孙立人的愤慨，值得同情。事实上，孙立人到底冤不冤？或许仅有两位蒋“总统”知道，而孙立人却不一定知道这其中的缘由。如果两位蒋“总统”在生前没有为孙立人澄清冤屈，未来也没有人会重视此事。
一位台湾当局权威人士表示，当年“孙案”的处置经过，是两位蒋“总统”亲自处置，除非他们生前将处置文件全数保存下来，或许还能还给孙立人一个公道。否则，在原始文件悉数销毁下，光凭“9人小组”的调查报告与“监察院”“5人小组”的调查报告，仍不足以洗清孙立人的“冤屈”。1955年8月孙立人去职后，时任“参谋总长”的彭孟缉，曾接获当局的指示，悉数焚毁“第四军官训练班”的史料与孙立人个人资料，以免引起外界的疑惧。故而现存孙案的处置报告，外界仅知“9人小组”与“监察院”“5人小组”的调查报告，殊不知孙案的处置报告，一共有六份，依序为：参谋本部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由时任“陆军总政治部”主任高魁元、“总政治部”副主任蒋坚忍负责汇集，而由彭孟缉主持。该份调查报告做得十分详细，现存于参谋本部内，历任“参谋总长”未奉允准，不得私自阅览。
第二份报告，系“国防部”调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