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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森认为自己办理陈案与办理一般“刑事”、“政治”案件完全不同，绝未追究“余犯”、“同谋”、“图谋”。因陈已明迫汤投共，公然手谕“应做纲要”，还有什么可以追究呢？至于丁名捕、胡帮宪（现名允恭）只是连络人员，陈要汤委其任秘书，只是便于秘密连络及刺探军情，主犯既不能法办，自无法只办其传言人。毛森还怕因汤不听陈命，对方为了逼上梁山，故意泄漏风声汤通中共，以打击人心士气，使汤无地自容，故才决定采取行动，将陈软禁。
其时南京政府系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蒋介石退居奉化，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暗中指挥各地军政长官行事。汤之本性对蒋尽忠，对陈纯孝，到了忠孝不能两全时，把他难倒了。几经考虑，认为兹事体大，不能私了，他身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不能去奉化请示，毛森建议派其心腹陈大庆或石觉为代表。汤说：“陈是淞沪警备司令，石是上海防卫司令，都有重要公职，且不知全案经过，不适宜去。”他最后问毛森能否走得开？毛说，“现在币值狂跌，物价飞涨，治安混乱，时刻准备应变。。”这时毛森忽然想起了毛人凤——李宗仁代总统时询中共要求，撤去毛人凤军统局长职务及该局外勤工作，改派徐志道为局长，毛人凤为人谨慎服从，颇得蒋介石器重，故蒋仍指派其担任“黑”局长，闲住上海。于是毛森建议由毛人凤代表去奉化请示，汤认为恰当，立刻同意。
毛森偕毛人凤去见汤恩伯，汤即面告毛人凤关于陈仪要其投共经过，并将陈给他的信件一并给毛（编者按：即陈仪促汤起义亲笔信件，内容是促汤释放政治犯，停止修建工事，保护一切公家财物，改编部队，迎接解放等条文），转递蒋介石。汤的唯一要求，是保全陈仪一命，由其奉养天年。并口头表示对蒋决尽忠到底，不屈从李宗仁命令，尽力装运物资去台湾，坚决反共作战到底云云。
汤派专机送毛人风去奉化后，毛很快就回到上海。毛说，蒋介石听了报告后，嘱善待陈仪，好好看护他，一切照他们的意见办理。汤再问起，蒋有无答允保全陈的生命。毛说：“当然没有问题。”从此，汤也放心了。
陈仪的一生是有抱负的，他廉洁、勤俭、不谋私利，凡是认识他的人，有口皆碑。对于国家建设和社会变革的追求，他又十分地痴心和执着。然而，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下，不仅他的抱负不能实现，而且，一生辛劳，四处碰壁。他在晚年写下了两首七言绝句：事业平生悲剧多，循环历史究如何？
痴心爱国浑忘老，爱到痴心即是魔。
治生敢曰太无方，病在偏怜晚节香。
廿载服官无息日，一朝罢去便饥荒。
这两首诗正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
他一手培养起来的汤恩伯出卖了他，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时（指1949年4月下旬），陈仪被送去台湾，幽禁基隆要塞司令部。此后，蒋介石曾表示，如果陈仪认错，写一张悔过书，就可以恢复他的自由。可是，陈仪却表示：“我有何错，我无错可认。我已年过半百，死得了，悔过书我不能写。”
国民党官员去台后，汤恩伯很是怀念陈仪，其本人不便去探望，特派陈大庆携带日用品去请安，大家以为就这样了。陈可享天年了。不料1950年6月间，因时局关系，蒋介石突然下令要审判陈仪，汤恩伯知情不妙，往求见蒋，传话者转示，蒋已去台中。汤四处求人营救，大家都摇头无能为力，拜请当年在沪共患难的谷正纲、雷震、方治及上海市长陈良等人转救缓颊。雷震说，老头子为了杀人立威；谷等认为蒋要用陈仪的头颅镇压人心；陈良认为陈牺牲定了。汤又请毛人凤求蒋遵守“诺言”饶陈一命，毛特来汤府复命说，“天威难测，我已恳求过了，没有用。”
辞出后，毛森在送毛人凤回家路上，埋怨他：“你做事没有肩胛、不负责任，当时汤讲好的，唯一的要求是要‘保全陈仪一命’，蒋既曾允诺，你应据理力争才是。”毛人凤被责怪之后，却耸耸肩说：“你忘了吗？陈仪是杀军统局福建负责人张超的仇人，我还会救他吗？”
张超，福建人，原为军统局福建负责人，抗战开始，组织游击队，只表孝忠于蒋介石和戴笠，目无地方长官。陈仪心腹省会警察局长李进德对其尤为深恶，怂恿陈仪除张。陈求治心切，费尽心力，平定了有小四川之称的福建各股民军，自不容张超再组织地方武力。陈自命公正廉明，不畏权贵，以迅雷手段秘密电蒋，请准将张超就地正法，才伏下本身日后杀身之祸。
毛森认为，依毛人凤当时的语气看来，他在受托飞溪口向蒋介石报告时，可能当做大功一件，而并未向蒋提出汤所要求“保全陈仪生命”的条件，致陈死后，使汤恩伯蒙受“卖师求荣”的骂名。
陈仪死后，蒋始召汤恩伯。蒋似余恨未消，训汤大义灭亲，还哭什么，不得立牌位祭奠。从此汤落落寡欢。汤本有十二指肠溃疡病，据医言，情绪忧郁时，将增剧病情。汤病情日增，亲友劝其去美就医，后在日本草率动手术，死于庸医之手。
第二节吴国桢黯然挂冠当年“打虎”种下祸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虽然没有给蒋介石“反攻复国”的机会，但却使他意外得到一张“人寿保险”。台湾海峡有了美国第7舰队把守，美国又承认了蒋介石，恢复了军事和经济援助，昔日“囊中羞愧”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台湾在“资本主义阵营”中的砝码又加重了分量。一些欲与国民党台湾当局断交的国家也不断交了。
1953年元月，二次大战时曾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的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取代了蔑视蒋介石的杜鲁门。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致国会咨文中说明：“解除台湾中立化，不再限制中华民国武装部队对大陆的行动。”于是，蒋介石又喊出“反攻大陆”的口号。不过这只是蒋介石愚弄台湾人民的“政治神话”、“诺言公债”。蒋介石的工作重点，仍是在加强内部统治方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肃清不忠于蒋介石的官员。于是，发生了轰动中外的吴国桢事件。
吴国桢，湖北建始人。1903年10月21日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其父吴经明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供职过清廷军务部。1913年，吴国桢到天津考入南开中学，与周恩来同窗。192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又放洋美国，首先在艾荷华州格林奈尔学院肄业，1926年以《中国古代政治理论》论文，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同年归国。在人才辈出的二三十年代，可说是佼佼者。
西方教育的熏陶，对吴的个性、脾气、为人处世和人生观颇具塑造作用。这也是导致他和蒋经国冲突的主因之一。
打从吴国桢在1927年进入官场，出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特派员兼交际科长起，他的才华即显露无遗。及至1932年，国民党湖北省主席夏斗寅免去吴的财政厅长职位，转任蒋介石的侍从室秘书，吴国桢从此即成为蒋的爱将。日后虽与蒋介石闹翻，但吴氏在晚年仍承认蒋对他有“知遇之恩”。吴国桢对蒋的感怀是有其原因的，在政坛上吴始终一帆风顺：历任国民党政府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宣部长、上海市长、台湾省政府主席。
只要稍微了解国民党高层政争的人，都知道吴国桢事件的根源是吴与蒋经国的不和，而吴蒋矛盾并非源于台湾，而是始自上海。
1948年夏间，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国民党政权不但在军事上受到严重打击，在经济上也已生命垂危。当时国统区的纸币已“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了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了支付手段的机能，失去了贮藏手段的机能”。城市大宗买卖早用黄金美钞计算，农村普遍以粮食作价格标准，偏僻地区又已恢复银元往来，物物交换风行各处。同年7月19日，25万元的关金大钞开始问世，纸币的发行量已是战前的20万倍，物价的涨度为战前的390万倍。7月下旬，蒋介石在莫干山召集他的高级经济幕僚，频频举行会议，准备实行币改，以挽救危机。8月18日，蒋介石返回南京。
第二天，明令公布币改内容，归纳起来，不外下列四大项目：（1）自8月19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10月20日前）收兑已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
（2）限期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于9月30日前（其后又将限期延至10月31日）兑换金圆券，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