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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请将我们这个建议转达给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代表访问战俘营的问题暂时搁在一边了，而一场尖锐的名单斗争开始了。我方提交的战俘资料中，按照战俘的国籍使用他们所各自通用的文字，详细地列出他们的军号、级别、部队番号和战俘的所在地点；但美方所提交的名单中，却除了英文拼写的姓名以外，根本没有列出任何必要的识别材料。中朝代表要求对方尽快提出完整的战俘材料，而且对名单和总数不符的问题也必须作出认真的交待。
面对我方的一再摧促，美方显得十分尴尬。美方倒打一耙，又玩弄以战场失踪数字来索要战俘的把戏，并以此为据，指控我方对战俘施加暴行。然而这一图谋很快就破产了。12月26日，美国《国民前卫周刊》曾揭示美国政府所发表的“失踪”数字的虚妄。该刊说：要知道其余大多数失踪的美国士兵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这个线索不应该从“暴行”方面去找，而应该从过去一年中所发生的朝鲜战争的悲惨过程中去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2月19日也对美国发表的“失踪”数字表示怀疑，并列举以下事实加以说明：当美军第二师的一个营在1950年11月末被围歼时，估计损失为800人以上，这批人员的最大部分被列为“战斗中失踪”，但事实上在中共军对这被围的一营人作五次连续的进攻时，若干官员相信，或许这一营的一半人员已经死亡。
该报又说：联军司令部有点处于进退维谷之境。根据制度，联军曾被迫把损失人员列在战斗中失踪，但是联军私下知道这些人员中大部分可能已经死摔了。美方的这一阴谋在世界舆论面前，特别是在美国报纸面前被戳穿了。但是他们又不死心，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952年1月2日，对方终于拿出一个他们的解决战俘问题的所谓方案。他们公然违背日内瓦协议，提出的交换战俘的基本原则是“一对一”地交换。如果一方交换完了，出现战俘名额不够时，就用“平民”顶替，再不够就让这些无人交换的战俘宣誓“我以后不再参加战争了”，然后假释，让他们“愿”到哪去就到哪去，并美其名曰：“自愿遣反”。
美方这一建议，自然遭到中朝代表的强烈反对，因此一场新的舌战又开始了。李相朝代表对美方的方案气愤地指出：“你们应该知道战俘的释放与遣送不是人口买卖。20世纪的今天更不是野蛮的奴隶时代。。全世界人民将诅咒你方的这一提案，你方自己的被俘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也将诅咒你们的提案，因为你方的这一提案将阻塞释放与遣返全部战俘的可能，将阻塞迅速达成停战协议的前途。”
1952年4月，克拉克将军继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但是李奇微留给他的并不是一件令人羡慕的差事。为了强迫中朝接受美方的方案，美军又施加军事恫吓，于是提出了“克拉克的八点行动计划”，其内容是：轰炸水丰发电站；轰炸平壤至开城的供应线；轰炸北朝鲜所有大大小小的目标；“释放反共”战俘；中断谈判；增强李承晚军；施放调用蒋军计划的烟幕。在“克拉克的八点计划”的驱使下，1952年6月23日，美空军以590余架次飞机轰炸了中朝边境鸭绿江上游的水丰发电站以及长津、赴战、虚川等发电设备。1952年7月11日，美机746架次，又一次轰炸了平壤、黄州地区。残酷轰炸的受害者何止是朝鲜的平民百姓，他们还无数次地轰炸了没有明显标志的战俘营，造成大批战俘伤亡。
美国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中，就是在美国的盟国中也引起强烈反对。在这年的5、6、7月间，在英国，在美国，要求停战的呼声高涨。在英国，全国妇女大会直接向丘吉尔请愿，要求立即停止朝鲜战争，调回英国的军队。5月25日，有25位战俘的妻子在英国国会前集会请愿，要求还给她们的丈夫。
在中国志愿军战俘营收容的英籍战俘们，几乎一致签名给到南朝鲜视察部队的英国亚历山大将军一封请愿书，要求他协助停止战争，停止杀害中、朝战俘，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没有对我们作任何报复”。无怪英国政府强烈要求要派自己的代表直接参加板门店的谈判。
在美国，美籍战俘的父亲考德尔和另一战俘的母亲席德尔夫人，先后发起和平签名运动，要求停止战争，立即交换战俘。在阿肯色州小石城全体公民致杜鲁门、艾奇逊的信上写着：“亲爱的先生：我们要求你们采取立即行为，以使在朝鲜当战俘的、我们美国的孩子们获得释放。我们觉得你对美国公民们的职责应超过于你个人的对于联合国司令部所拘留的北朝鲜和中国的战俘（他们说他们不要回家）的义务的观念。我们都要求并同意应该遣返所有战俘。”
与此同时，美国提出的“自愿遣返”的原则受到国际舆论的严正谴责。
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在第六届联合国大会上谴责这种“原则”根本违反了所有国际公约，违反了所有与此有关的国际法最基本的准则和全部国际惯例。就是美国的盟友英国、法国、加拿大，也担心“自愿遣返”可能破坏日内瓦公约。美联社报道，加拿大已提请美国注意：“美国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战俘政策是不符合日内瓦公约的。”
在此期间，美国的一些报刊也纷纷发表评论，分析美方拖延谈判的原因。5月8日《纽约时报》在社论中说：“我们也许不得不在这既非全面战争，又非全面和平的青黄不接的时期中度过好几个月。”5月10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该报记者“在对华盛顿各方作了一番谨慎调查工作后”，可以看出美国目前的“计划是：坐在我们目前的地方不动——继续守住阵地——并继续对北朝鲜进行猛烈的空袭”。5月30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认为，美方现在根本无意进行谈判，该杂志的“细语栏”说，新任美方谈判代表哈里逊，“奉命充任一个听取意见的职务，而不进行谈判”。
第一次交换战俘经过反复的争执，双方终于达成了交换战俘的协议。
1953年4月，中方战俘交换代表团组成。
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是严格政审挑选出来的，共有一百多人，总负责人是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和乔冠华，秘书长为柴成文，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也分担了有关的指导工作。
代表团共分12个组，每组五六个人，其中有英语、朝鲜语翻译各一人，医务人员一人，遣送军官及助理各一人。
这次交换战俘由于是在边打仗边谈判的情况下进行的，知情者寥寥无几。初次交换的战俘不到4000人。
交换的头一天，柴秘书长在开城训练基地作完出发前的动员讲话后，各组带着敌军战俘分乘25辆大篷车赶到10公里外的板门店。那时的板门店名不副实，无村无户，无门无店，只是一个仅一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四周是铁丝网围成的隔离墙，网上挂满锈蚀的铁盒子和罐头瓶，风一吹发出叮叮当当的碰撞声。正门是一座刚搭起的牌楼，牌楼正中贴着“祖国怀抱”四个大字。网中坐落着大小不一的帐篷，篷顶挂着红、黄、蓝、绿四色大彩球，这是防止攻击的标志，敌我双方发现这一标志谁也不能侵袭。
板门店外，炮声隆隆，枪声如豆，板门店内，一方是敌我双方正在展开谈判；另一方是韩明伦和他的战友们正做交换准备工作。双方相隔不到15米，对方的说话声和喊叫声不时伴着远方飘来的火药味弥漫到这里。
上午10点整，远方传来“笛笛”的汽车声，牌楼正前方隐隐约约开来十几台救护车。“来了，来了！亲人们回来了！”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远方。救护车快接近牌楼时，车上陡然掀起大波，原来是战俘们看到“祖国怀抱”四个大字后都控制不住内心的激越，有的放声大哭，有的嗷嗷大叫，人民军战俘边哭边唱《金日成之歌》，志愿军战俘唱《东方红》。那些伤势严重不能动弹的，硬是要人架着让他看一眼牌楼。
车进交换区后，双方代表和工作人员按照各自的职责分立两旁，施行礼节后，首先是美方遣送军官捧着战俘名册，一车一车集体点名，然后从第一车开始，按战俘姓名、职务、军衔、籍贯、入伍年月进行审核和交换，点到谁就让谁下车，敌方交一个，我方换一个。交到我方的战俘听到亲人们的第一句话是“辛苦了！”接着每人发给一袋糖块和一包“大中华”香烟，接过物品的战俘们无不热泪盈眶，久久不肯离去。
整个交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