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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挂在心头的大事。
或许是1954年大洪水的那一幕惨景依然留在这位国家领袖的心头令他隐隐作痛，也可能是以为高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还不到时候，毛泽东这回没有来到重庆，而一直停留在武昌的东湖宾馆内。
然而毛泽东的心却在不停地奔跑着，直至跑到宜昌，跑到重庆。那双深情的目光不时地抚摸着三峡江段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并常常思绪万千。
这一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毛泽东像小孩过节似的异常高兴地一口气游了124分钟，游程达13公里。爽！毛泽东一生爱好游泳，尤其爱与大风大浪搏斗。
时隔一天，毛泽东再次向王任重提出要游长江，而且这回是换了一个方向。当时的武汉正在长江上建大桥。毛泽东很想看一看建设中的壮丽场景，却又怕影响工人施工，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奇妙的行动——在长江里游泳穿过大桥观赏施工美景。夏日的汉水，桀骜不驯，入江口的水情很复杂，然而毛泽东根本没有将湍急的江水放在眼里，一游就是14公里。
毛泽东太喜爱长江了！几天的搏浪畅游，使其神驰意荡，心潮澎湃，思绪涌动。这一天夜里，毛泽东的房间内灯光彻夜长明。一双伟人的目光紧盯着地图上的扬子江，由东而去地缓缓移动着、移动着，从荆江逆向宜昌、万州，直至重庆。然后，只见毛泽东挥动大笔……
这首《水调歌头》，气势恢弘，堪称词坛极品，记载着一位卓越诗人神思飞越的超凡才华，更闪耀着一位杰出领袖的经济建设战略的精美折光。许多年过去了，当今天我们这些有幸看到三峡大坝真的成为“当惊世界殊”的奇迹而挺立在天险长江之上的现实人，再读一读伟人毛泽东的这首佳作时，那“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壮丽图画已不再是诗人的畅想了。
毛泽东是诗人，但更是为人民造福的圣神。他的这首《水调歌头》，其实是用超凡的智慧和远大的胸怀所描绘出的宏伟蓝图，特别地赐给了重庆。因为高峡与平湖、神女与巫山，都在重庆。
重庆人难道不感觉毛泽东是那么的格外厚爱你们吗？
如果说，1917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第一次提出在长江三峡处“筑坝”是伟人对重庆的第一次关顾的话，那么毛泽东的《水调歌头》中所言的“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则是使重庆日后成为共和国第四个直辖市的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决策和实施开端。
为了让这个造福重庆、恩惠中华的伟大战略决策得以有进一步的实质性进展，毛泽东又一次选择了一个吉利的“8”数日子，再次光临重庆。这回来到的日子里有两个“8”数——1958年3月28日。
这次重庆之行，可以说是毛泽东关于决定上马三峡工程的一次落笔之行。我们可以从日后的史料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在几天之后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里，一次次地把王任重和“长江王”林一山叫到他身边，并且吩咐林一山专门写一份他所担心的在三峡上建坝后可能出现的库区泥沙淤积问题的报告。林一山在后来很快写完了《关于水库长期使用的初步探索》报告，经周恩来之手送达毛泽东手中。
可惜这份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中时，他已经无暇研究三峡问题了，因为南边的越南正在和美国大兵苦战，而北边的“苏修”也不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线上屯兵。
1966年3月，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并且作出了一个对重庆具有特别意义的决定：三线建设。
毛泽东的这次“三线建设”指示，让重庆得益匪浅。可惜因为下达“最高指示”时，没有与“8”这个吉祥的数字连在一起，因而“三线建设”并没有给重庆带来命运的改变，而只是输了些血而已……
但，重庆应当始终不能忘却毛泽东的恩情，因为这个伟人对重庆从来就怀有诗一般的激情。他的诗，就是重庆建设的宏伟蓝图。
3。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谋划建重庆直辖市……
重庆原本的光芒曾被淹没了许多岁月。
重庆人的压抑感源于重庆本有的历史重镇地位。从19世纪80年代英国商人立德乐驾驶的“固陵”号轮船从长江口驶入嘉陵江的那一天起，重庆的开埠便意味着它作为中国西南门户的桥头堡，掀开了历史性的一页。然而，重庆的开埠是带着列强侵略者的浓浓血腥味，它基本上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耻辱的标志。
辛亥革命后的新一轮中国地区势力范围的调整，再一次催生了重庆的脱胎换骨。1929年之后的重庆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概念。之后，蒋介石给了重庆一次扬眉吐气的国家级的“战时首都”机会，重庆人因此表现出巨大的爱国热情，让全世界为之震动。然而，重庆所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惨烈，它承受了日本侵略者长达五年半的狂轰滥炸……
1949年11月30日，在蒋介石从白市驿机场仓皇逃离，不到8个小时重庆便在邓小平、刘伯承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炮火下获得了解放。但随着全国的解放和建设的需要，1954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中央从适应国家计划经济建设、加强中央集中领导及解决中央机构这一级干部不足的困难等考虑，决定撤销各大区机构，重庆直辖市的地位一下被降为四川省辖市。
从“陪都”，到中央直辖市，到省辖市，仅十几年间，重庆市的地位发生了连续三次的“降格”，这对重庆人的心理上是一次次的冲击。重庆人梦想再度崛起，再度成为称雄一方的直辖市的话题在之后的若干年里，私下有议论，但却始终没有改变现实。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起点的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到来。之后的岁月里，是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执掌着国家的命运。
说话很少、只干实事的四川人邓小平，这个时候似乎有千头万绪的国家大事要处理。拨乱反正工作之后，他先抓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搞农村土地承包，再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之后又是一场又一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大讨论；这样的讨论还没有了结，有人就搞起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了；科学的春天刚刚开启，教育改革的一系列问题又摆在面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才提出，姓“公”姓“私”的争论又很热闹……此时，另一件重要事情也摆在了他的面前，即香港、澳门的回归和台湾问题。
1997年，对邓小平来说，这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个年份。这一年他期待自己的宝岛香港能如期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一年，他想亲自去刚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走一走、看一看。可1997年，“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没能活到亲眼看到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香港上空的那一刻，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其实，1997年还有一件事与邓小平有直接关系：他生前惦记的关于成立重庆直辖市的大事，也在这一年交给全国人大表决通过。邓小平以对香港回归的同样心情，期待看到人民大会堂里那隆重而热烈地表决，然而操劳过度的老人家仍然遗憾地没能看到这一历史时刻。
重庆人民要永远记住这个日子：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与世长辞。
1997年2月19日这一天，中国国务院迅速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把邓小平生前的最后一个心愿——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提交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历史如此巧合而神奇：重庆的命运与邓小平的生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实际上，重庆的特殊地位一直留存在这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心里，他在等待重新确定重庆地位的时机。这个时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越来越广泛深入，中国经济发展的迅猛和国家实力的越来越提升。
与重庆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是三峡工程。
1979年开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决定，由武汉“长办”的林一山主持召开三峡大坝选址会议，这就意味着以邓小平为首的决策者已经同意和考虑三峡工程上马的问题从一般性的口头议论进入实质性的决策阶段。时过不到一年，邓小平查看了三峡坝址，并召集胡耀邦、赵紫阳、姚依林等到武汉研究三峡工程问题。至此，三峡工程在邓小平的亲自指挥与布置下，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全面开始运作……
1982年10月，万里副总理率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副秘书长田纪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候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