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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翁为英国的强大而自豪，我为中国的衰落而悲哀。”易君恕摇摇头，“中国从来没有侵略过英国，而英国却先后割占了香港、九龙，现在又强行拓界，英国有什么理由这样对待中国？难道强国就可以奴役弱国吗？”
“我并没有为英国辩解。我是一个英国人，当然爱自己的祖国。但是我又是上帝的仆人，我爱天下所有的人。我在故乡英格兰只生活到二十一岁，就离开了她，在香港和中国内地度过了大半生，经历了英法联军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我看到的都是中国的失败。尤其是甲午战争，中国不是败给英、法、德、俄等西方强国，而是败给了她的近邻日本，那个弹丸岛国不仅面积小，人口少，资源贫乏，而且和中国同文同种，算是中国的晚辈和学生。老师败给了学生，天朝帝国败给了小小的日本，这是历次战争所不能比拟的。中国的失败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胜负，而是败给了整个世界，是她在近百年来全面落伍的标志，中国不仅是败在强国手里，也败在自己手里。一个文明古国竟然落到如此地步，这到底是为什么？中国人除了谴责列强之外，难道不应该从自己身上找一找原因吗？”
“嗯……”易君恕无言以对，林若翰的这番话虽然极不入耳，却也发人深思。“以翰翁之见，原因何在？”
“请原谅我直言不讳。’淋若翰说，“我在青年时代启程东渡，对东方文明充满了向往。在香港居住久了，又经常往来内地，对中国的了解也就更深了一层。我发现中国人与西方人有许多不同，也许正是这些不同，影响了中国的发展。比如，西方人把古代看作童年，把现代看作成人，而中国人则把古代视为完美无缺，总是认为今不如昔；中国人好静不好动，崇尚中庸之道，而西方人好动不好静，喜欢标新立异；西方人万事争先，不甘落后，中国人墨守成规，不知善变。也许，这种民族性格差异正是西方迅速发展，中国由盛而衰的内在原因吧？”
“嗯？”易君恕从来没有接触过洋人，自然也无从比较，他生平第一次听到这样奇异的论述，感到十分新鲜，“翰翁能否再讲得详细一些？”
“在我看来，使中国滞后的弊病有三。其一，骄傲自大，迷信愚昧。在历史上，中国确曾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在天文、地理、数学、哲学和新器物制造诸多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也由此造成了尊己轻人之弊。对于域外的事物，或者以‘戎狄何知’而盲目鄙薄，或者以冲华不尚’而拒之门外，由此故步自封，不思进取，而不知世界的变化却日新月异。康熙年间，朝廷钦天监监正杨光先用旧法旧器观测天象，尽管屡屡失误，仍然坚决拒绝使用西洋历法和观测仪器，他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如此顽固守旧，简直不可理喻！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领浩浩荡荡的庞大船队来到中国，向大清乾隆皇帝祝贺八十三岁寿辰，这是西方第一强国首次叩向东方文明古国的大门。他献给皇帝的寿礼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天体运行仪和地球仪，表明天下之大，中国只不过是其中一国；还有新式步枪、火炮等等先进武器，以展示英国的实力。中国朝廷完全没有理会这番用意，在礼品清单上把‘礼物’改为‘贡物’，在他们看来，英吉利尚属未开化的‘番邦’，是来向‘天朝’‘纳贡’的，要求英使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大礼。马戛尔尼坚决拒绝，因为他只对上帝才双膝下跪，在英国女王面前也只行单膝下跪吻手礼。双方为礼仪争论不休，而将两个大国之间实质性的接触和合作置之度外。中国历来有外交而无邦交，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当中，惟独没有专门办理外交的部门，因为天朝只接收‘四夷’的‘朝贡’，而不可能与他们平等往来。马戛尔尼提出两项要求：与中国互通贸易，派公使常驻北京。乾隆皇帝断然拒绝：你们外国使臣常住中国，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天朝种种贵重之物，无所不有，从不稀罕你们那些奇技淫巧，也不需要从你们那里置办什么物件！就这样，远道而来的使者在遭受一番羞辱之后怏怏而归，从而使处于鼎盛时期的大清帝国失去了了解世界、和西方平等接触的机会。一位西方哲学家痛惜地感叹，地球上最强大的‘聋子’之间的对话，使历史赋予的这个机会付之东流！闭目塞听，闭关锁国，使东方帝国与世隔绝，落伍于时代。几十年之后，一般士大夫和军事将领仍然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相信种种奇谈怪论：西洋人的眼睛是蓝色的，畏惧日光；西洋人的腿极长，直立不能超越腾跑，一击便倒；西洋人以茶叶、大黄为性命，茶叶、大黄是‘中华之所以能制外夷’的法宝，如果中国禁止这两样东西出口，西洋人便无以生存。时至今日，迷信天圆地方，不知地球有五大洲者，仍大有人在，当今大学士徐桐就认为葡萄牙、西班牙等等国家根本不存在，是英、法捏造出来故意吓唬人的。当今被认为‘中国第一外交家’的李鸿章，其实对国际事务懵懵懂懂，常常贻人笑柄。据说他在访问英国时，曾经到已故戈登将军纪念碑前致意，将军家属为了表示感谢，把一只曾经在赛犬会上荣获一等奖的爱犬相赠。李鸿章接受厚赠，数日后向将军家属复函致谢，信中说：‘厚意投下，感激之至。惟是老夫耄矣，于饮食不能多进。所赐珍味，欣感得沾奇珍，朵颐有幸。’将军家属得知爱犬竟被他吃掉了，大为惊诧，英国各大报纸，一时为之喧腾。大名鼎鼎的李中堂尚且如此，逞论他人！中国四万万人当中，农民占了绝大多数，读书人少，通西文的人更少，漫游天下的人尤其少，即使受过教育的儒生，也往往只知写八股文，而不懂天文、地产、物理，不明世界大势，中国何能不落后？
“其二，官场腐败，损公肥私。我不敢说中国的官员没有一个廉洁的，但廉洁的实在太少，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生动的写照。上也贪，下也贪，不贪甚至难以为官。他们虚报政绩，欺上瞒下，事事经手先欲自肥。官吏盘剥百姓，将校克扣军饷，早已司空见惯，自不必说，甚至战事当前，从军火中也要榨出油来，以煤炭假冒火药，以豆粒充当枪弹，也屡见不鲜！既然海军军费可以挪用修颐和园，甲午战争最激烈时皇太后还在天天听戏取乐，那么还有什么事不可以做呢？国家腐败到这等地步，又何能自强？
“其三，专制体制，不合潮流。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至今两千年制度不变，举国事无大小，一切政令都出于皇帝的个人意志。到了本朝，慈禧皇太后又创造了一个‘垂帘听政’，太后指挥皇帝，皇帝指挥全国。各地官衙，无不集政、法于一身，遇民间诉讼，击鼓升堂，小民跪地申诉，动辄酷刑相加，政府官员既担任审讯，又负责宣判，全不知法院为何物。而政府事务，貌似中央统治全国，实则各省自成风气，号令不一。如陆军、海军，本是国家武装力量，却分而治之，中央政府鞭长莫及；而铁路、电报、矿务、机械制造，原是可由民间筹款去办的事，却又非官办不可，以致于困难重重，却又何苦！中国的专制体制早已不合时代潮流，外洋各国，或民主共和，或君主立宪，都因走出了封建专制，国家才发展起来。以英国为例，也曾经历专制的时代，君主残暴，法律野蛮，贵族争权夺利，人民全无自由。随着议会选举改革法案的通过，阳光投射到大不列颠，酷刑峻法被废除，贵族的优待权被剥夺，仁慈、公正降临了人间。而中国对这些都视而不见，仍然驾着一辆残破不堪的车子，走在时过境迁的路上，她又怎么能与强国竞争？”
林若翰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操着熟练的中国话，纵论中国事，句句讲的是中国的弊端，字字刺在中国的痛处。直到他把中国糟践够了，接连抛出三个问号，这才喘了口气，以中国士大夫的优雅姿态，伸出右手端起身旁的盖碗茶，递到左手里，再以右手的三个指头拈起碗盖，抿了抿浮在水面上的茶叶，呷上一口茉莉花茶，以那双蓝眼睛望着易君恕，期待着他的反应。
易君恕听得呆了。这就是一个英国传教士眼中的中国。这就是易君恕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他也曾多少次慷慨陈词，历数中国的种种弊端，恨铁不成钢，而这些由一个外国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