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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更不敢在镜子面前照自己。他说那张无形的血书永远像一块蒙耻的布条笼罩在他的心头，他再也不敢重新参加高考了。后来家长带他到了精神病医院治疗了很长时间，才重新恢复了自信心，第三年他再次走进高考考场时，什么都没有写，只是心里默默地念着一句话：我要用自己的行动抹去心灵流血的昨天！后来他真的考上了，而且是一所不错的工商管理大学。
我不是心理学家，不能解释这类现象，但在考场前看到的同学们一副副或大义凛然，或誓死如归，或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我总会有所思索。不少学生告诉我，他们班在进入高三时就有人开始写下血书了，而且有人不止写过一次。我见过一位同学，她拿出三块用手绢写的血书，内容分别是：“十名是耻”、“目标重点”、“一次成功”。她向我解释，第一次写血书是因为她从高二升到高三后，前十几次班级考试排名总停留在十名水平。老师讲过，像他们这样的农村中学，成绩不在年级前五六名，是难以“跳出农门”的，更何况她是班级十名水平。她为此第一次写了血书，这份血书伴了她三个月零五天。后来她的成绩排名在班级前二名，年级前六名。这就意味着按学校往年高考升学率来说她的半只脚已经进大学的门了。但这时的她又把自己的目标定在了考重点大学，于是又有了第二份血书。她写第一份血书时，同学们谁也不知道，老师也不知道，只有她自己知道，因为她把血书放在枕头底下，但她每天睡觉之前都要看一遍。后来，等到高三第二学期开学后，她在成绩一直稳居在班级前一二名时，她的第二份血书已经从枕头底下移到了宿舍墙上，并十分醒目地高高地挂在那儿。“目标重点”，是她在这最后的半年里最重要和最明确的奋斗理想。在7月6日晚临睡觉之前，她揭下那高高挂在墙上的“目标重点”的血书，然后像举行一个庄严仪式似的，特意找出一块崭新的丝绸手绢，轻轻地摊在桌面上，之后她站立好身子，面朝自己的家乡，闭上双眼，两手合十放在胸前，默默地说了一句话：可怜的爸妈，女儿这辈子要彻底跳出农门了，愿上帝保佑！随后她毫不犹豫地拿起一把新买的水果刀，用力划破左手的食指，鲜红的血顿时流淌出来，她伸出右手食指蘸过血后，在雪白的手绢上写下了“一次成功”四个大字。第二天她进考场时，口袋里惟一带的东西就是这份血书……
“奇怪的是，这天我进考场后竟然没有一点杂念，像是口袋里这份血书真的在保佑我。三天考试下来，我没有感到一点吃力，顺利过关。”这位如今已经是某大学硕士生的女同学很不可思议地告诉我，她说当她后来进了大学向同宿舍的同学谈起自己的血书时，六个女同学中竟有四个也都写过血书，而且一致认为它还“很灵”。另外两个是城市学生，她们虽然没有“血淋淋”的经历，但却也写过类似的“战书”。1999年北京高考结束时，电视上播放了北京理工大学附中某班全体考生写满了“战书”的一块大黑板。考前，老师把大黑板放在考场的门口醒目处，每天班主任在自己的考生进出考场时都让学生念一遍上面由自己写的“战书”，以此鼓舞士气，据说效果甚佳，全班高考录取率超过其他班。
“血书”，或者其它形式的“战书”，它在高考临场扮演着一个神灵的角色。至于到底灵不灵，老师和考生们宁信其灵而不愿轻易予以否定。
这是我在高考现场目击的独特一景。
●目击之五：作敝应急
什么时代的考场上都会有尴尬的场面。高考是决定人生命运的大决战，这种时候的尴尬就更多了。想尽办法作弊，是几乎年年都会碰到的最紧张又是最难堪的一景。
参观南京的“江南贡院”后，我才知道，旧式科举考试的严格程度实际上比现在对高考考生的要求要高得多。早在清朝初期的顺治二年（1645年）政府就规定：“生儒入场，细加搜检。如有怀挟片纸只字者，先于一体枷间一个月，问罪发落。如有人代试者，代与受代之人一体枷号问罪。搜检役者知情容隐者同罪。”康熙五十三年又规定考生入场“皆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只带篮筐、小凳、食物、笔砚等项”。可无论怎么规定，考生挟带作弊之风仍不断。南京“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中收藏有十七张清代考生作弊挟带，这些小纸条相当薄，十几张叠在一起，还没有一张普通宣纸那么厚。每面直径四厘米左右的纸片上用毛笔抄录的《论语》中重要篇章，能有四五百字之多，字虽小得如同蚂蚁头大，却能看得清晰，且书法精湛。南京陈列馆曾请过专家作过试验，现在竟然没有哪一种毛笔能写得出如此小字，可见旧式科举考试中挟带作弊者之功夫和心计。据南京江南贡院工作人员介绍，以前早有人传说，科举考试中有种专门进行作弊用的“坊刻小本”，已经在民间流传近百年，但“坊刻小本”到底是什么样，谁也没有见过。1997年11月，江南贡院通过艰苦寻觅，才终于找到了一本科举考试场上作弊用的“奇书”。发现这本“奇书”的是一位曾经参加过清朝江南乡试士子的后裔，他是在清理祖上遗留物时，从一双清代千层粉底“文士靴”后跟里面发现的。当时，这位先生看到这双年代已久远的黑色缎面绣花靴上灰尘很多，便用拂尘轻轻一拍，不料从足有一寸多厚的后跟中，突然滑出一只仅火柴盒那么大的小抽屉，那稀世小抽屉里则密藏着一件稀世孤本《增广四书备旨》。“此书为线装本，枯黄色封面，左下角微有破损。里面七十页正文纸张洁白细腻，薄如蝉翼。书长六点五厘米，宽四点五厘米，厚五厘米，其版面仅为普通古版线装书的十四分之一。书虽小，内容却包括《大学》、《中庸》、《论语》三部书的全部内容和宋代大儒的详尽注释。书中每页千余个老仿宋体字，虽然字字如蚂蚁头，然而一笔一划清晰无比，绝无模糊不清的文字，其印刷技术之高着实令人拍案叫绝。”（见《江南贡院》第七十六页）此书一发现，立即引起国内外新闻和印刷界的广泛关注。吉尼斯世界记录调查后，也确认此为中国现存的十万余种古版书籍中版面面积最小、文字最小和至今惟一发现的清代石印科考作弊奇书。乾隆甲子科年（1744年），有人传言到皇宫内，说肴这种奇书流入科举考场之中，朝廷大怒，皇帝下令来搜，结果那年的乡试中第一场就搜出二十一人怀挟纸片等作弊之物，第二场又查出二十一人，另外两千多人因怕搜查而临场逃之天天了。乾隆听说后更是大怒，下令以后考试者必须脱下衣服，一件件“浸水”搜查，笔具之类的东西，也要在水里浸过三日才能允许带入考场。但仍然有高手照样作弊。
考试作弊是历朝历代考场上最激烈、动魄的一景。
现时的高考也同样，从来没有哪一年听说过没有出现作弊大案的。有考试就有作弊者，这几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定律。比起科举考试来，现在的高考作弊恐怕远远超过其水平，首先是现在不可能采用乾隆下令的脱衣搜身那样的检查，那会侵犯考生人权，谁也不答应，谁也不敢这么干。这就使得“挟带”有了可乘之机。但这是最原始也是最容易被发现的作弊手段了，可监考的老师告诉我，每年的考场上总能抓住几个采用这类低级手段的作弊者。当然即使同为原始的“挟带”，今天与过去相比也先进了许多。有监考老师发现，某学生的“挟条”是用复印机特殊处理的，他事先把公式和语文试卷可能要出的古文，全都用复印机缩小在巴掌大的纸片上，字虽小，可看起来十分清晰。几十个数理化公式一微缩，也就手指大小。“亡命者”敢于为此冒风险，“难办的是一些女生”。当了十来年监考的某校王老师说，他在1988年就遇到这样一件事：在监考时，他发现有个女生老掀裙子，这个动作是很容易被联想到作弊的，当时现场监考的共三个人，两男一女。那女考生很有心计，女老师在的时候她不掀裙角，一等女老师出门解手什么的时候，就猛掀裙子。王老师和另一个男老师想上前阻止，可一到女考生坐位前，他们就觉得无从下手，因为一旦人家反咬你一口便够受的。他们赶紧请回那女老师，后来女老师就上前把那女学生“请”出来，让她自己掀开裙子。
“掀就掀！”女考生一点也不紧张地有意当着其他男老师的面把裙子掀得特别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