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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还是觉得学校怎么抓，就是抓不过附近某县中的高考录取率。论师资、论教学能力，王伟说他们学校一点也不比邻县中学差，到底问题出在哪里？王伟便派人暗暗探访——必须是暗暗地探访，否则人家知道竞争对手来了，为隐蔽真相，会让你一无所获地归。王伟说他是假借看望大学时的老同学为名，才获得准确信息：原来人家绝招就出在高三的学期里根本不上新课程，全部进入整年制的大复习，用一年的时间投入高考的准备，以此来赢得大考全胜！三年的课程要用两年来教完，不是原教学大纲有问题，就是学校出了邪招。王伟回去对自己的校长一说，当了大半辈子中学毕业班老师的校长怎么也想不通。毕业班班主任会议上，校长把皮球踢给了大家：你们看，我们是按照教学大纲走，还是按照兄弟县中的路子走？多数老师说，这是明摆着的事，教学大纲就像国家的宪法，不照它做就是违法，就是大逆不道。可一些年轻老师不同意这种看法，说现在是商品社会，什么都看效益，教育同样要看效益，一个高中学校，如果不把高考录取率搞上去，说什么都是空话，别说我们等于辛辛苦苦白干，校长面子过不去，学校的知名度也永远上不去。高中三年课程是两年上完还是三年上完不是根本问题，根本的问题是高考录取率是不是第一位的，不把录取率搞上去，我们学校就会失去生源，最后大家的饭碗便会砸了。讨论异常激烈，三天下来，意见统一了，多数人服从了少数人，王伟的学校也决定从新一届高中生开始，从入学第一天抓起，每天多设置一个课时，每周多安排半天至一天的教学时间，高三开始，星期六、星期天不放假，全天候上课。“对学生和家长讲明白了：谁不参加加时课程的学习可以，但高考能不能考出好成绩，我们学校概不负责。”校长最后拍板，老师们就像面临世界大战一般，一个班一个班地动员，一个家长会接着一个家长会，口径统一：这是为了大家，为了你们有好的高考成绩，为了你们孩子有前程，所以必须校方、学生和家长一起努力。
是否这样有违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国家教委好像不止一次规定非毕业班不准随便增加课时，我便请教王伟老师。
是有规定，但有几个学校是按规定办事的？除非你们北京的中学，因为离教委太近了，不敢违规。哪家高中学校不是我行我素？王伟老师说，事实上按照教学大纲的课程安排，高三的学生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进行高考复习。现在高考的分数竞争已经激烈到每争取到一分就可能决定考生一生的命运的程度，不靠全力拼搏，不靠比别人多出十倍、百倍的努力，怎么可能出好成绩？
神州大地高考滚滚烽烟，就是在这一天天的抢课时中变得愈加火烧火燎。高考就像一列失去控制的火车，越走越快，到最后谁也无力牵制，带着积聚多年的巨大惯性，向广大学子隆隆压去，于是给广大的考生留下一片片应接不暇的惊恐与无谓的挣扎……中国的高考紧张气氛几乎就是这样形成的，不是在高三，也不是在高二，而大多是从高一入学的第一天起便已经开始了！
某市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刚刚经历了“中考”战火的一批学生进入市重点高中后，以为可以彻底松弛一下，家长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在开学的第二个星期，学校就宣布：从下星期起，周六不再放假，改为全天候上课，星期天上午是“特色班”辅导，下午是加强班开课时间，各班同学注意，凡是成绩突出的可以参加“特色班”，成绩差的必须到“加强班”补课。高一生们一听就叫起来了：还让不让我们活呀？老师连头都不回地说了声：要活就得按上面说的去做，否则谁也救不了你们。学生们回家跟自己的家长一说，家长们都很吃惊，但对学校这样的安排只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沉默，有的甚至表面上与孩子一起在家“义愤填膺”，可心里则偷着乐——就得这么抓，否则大学怎么考？同学们没有得到家长的实心同情，于是有“领袖”主动出来写信给市教委控诉学校的做法。教委后来把信转到了学校，学校拿到转过来的告状信，执行得也非常坚决：凡参与写信的同学完全可以不参加“特色班”和“加强班”。“哇——我们胜利啦！”孩子们好不兴奋，因为他们的斗争赢得了胜利。但这些同学很快发现，由于不参加周六、周日的课程，他们再也无法在平时的课堂上与其他同学同步学习了，因为老师讲的课已经远远走在了前头。尝到苦头的学生回头再想挤进周六、周日的班时，学校说：可以，但必须每人写出检查并加倍交补课费。到了下一周，参与写告状信的孩子一个个被家长押着走进校长办公室，垂头丧气地拿着补课费和检讨书站在那儿，逐个当众悔过。打那时起，这个学校的周六、周日班再也没有人敢提出异议，一直开到现在。学生和家长普遍反映：如果不是学校周六、周日班开课，家长肯定要多费不少心，说不定高考就拉下一大截。
刚刚过去的2000年春节前，国家教委为了给中小学生“减压”，发了个“紧急通知”，内容要求全国各地在寒假时不得随意开设各种“辅导班”。这应该是个好消息，但效果并不明显，因为家长们一下急坏了，孩子在家干啥？整天看电视？一年一度的高考、中考春节一过就又“硝烟四起”，考不好谁管？教委管吗？不管。肯定不管嘛，它哪管得到千家万户？所以说还得有辅导，于是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教师成了今春寒假最抢手的一族。以北京为例，所有中学教师几乎被“订销”一空，而且稍稍有点名气的名牌中学教师的家教费涨到每小时八十至一百元，就是这样的高价，依旧忙不过来。某中学的一位物理教师告诉我，他从1月20日正式放假开始，每天安排的家教时间多达九个小时，春节的几天里也只有大年初一那天没有学生来上课。他说在放假的近一个月里，所挣的家教费相当于他半年的工资，日均收入在六百元以上。面对如此火爆的意外收入，这位教师不亦乐乎。我走访了几个京城外的中学高中班，他们多数是在春节后其他行业的职工上班时，也都开始了全日制的“补习”。这种名为补习、实为开学的上班的目的，仍然只有一个：那就是赶教新课，抓紧高考前的点滴时间，备战黑7月！
赶课赶时，其实早已成为中国高中教育阶段的普遍现象。学校的反映是：我们也不想这么干，但高考压力实在太大，学校不为应届生争取更多的复习时间，就难以保证考生成绩。家长基本全部支持。理由是：学校有经验。老师知道应该用多少时间先学完高中课程，再用多少时间进行复习，以对付高考。只有学生感到太苦大累，因为三年的课程要在两年完成，等于每一天二十四小时必须干完三十六小时的事。这么一赶，全中国的学生，全中国的老师和全中国的家长，便一下子全都感到有做不完的题，干不完的“加班”。于是，备战高考的火焰越燃越烈，直到举国上下都觉得烫手烫脚……
●分班又分流——对不起你的绝招
也许，中国是由于人太多的缘故，一旦有什么大的事需要处置时，总会将人分为一二三类，三六九等。你看，进行阶级斗争的时候，把人分为地富反坏右；搞政治斗争的时候，又有左派、右派、中间派一说；搞国企改革时，便出现了编内编外、分流下岗等等，总之人大多太杂，便得按胖瘦高矮，划出个优劣好坏，似乎这样方能循规蹈矩地推进某些事件的历史进程。这些本来都是属于科学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但统统什么事都这么分来分去，可就要坏菜了。
高考的事太多，能否考上大学和升学率高与低，对考生和学校来说都是成败在此一举。将应届学生分类，也就成了备战大考的必须手段。于是最热闹的一招，莫过于考前的分班与分流之战。
按理，学生从来都有好差之分，即使在同样的环境下也有好学与不好学之别，尤其是大学的专业几百近千种，文理科之分在所难免。但问题偏偏出在这必须分的过程中，常常因分班分流而发生学生与老师、老师与老师、老师与学校、学校与家长、家长与老师和学生与家长之间的种种激战。
在恢复高考的前几年里，高中阶段没有分班分流一说，那时到高三下学期才为了便于报考上大学的志愿，要求学生有重点地进行文理侧重复习。但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高考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