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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他们都是在做着同一件事，即谋求中国文化的出路。但是，梁漱溟的整个文化理论却不是对西方文化的迎受，而是对其拒斥；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在于批判，而是在于护卫。
（三）中国文化要义在中、西、印三种文化路向面前，梁漱溟所选择的是中国文化。而在中国文化里，又独钟儒家文化。可以说，他将人类文化分界为三路向，其立足点便在于中国儒家文化。即是说，他手上所持的文化评价尺度就是儒家的道德尺度。在这一尺度的衡量下，他认为不仅西方文化有不可救药的病根，就是最高层次的印度文化也是违背“生命本性”的。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之优点，在于它避免了西方人和印度人有关形而上学的错误认识。按照他的分析，中国的形而上学，有着自己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中国人自古以来，讲的是变化的抽象的道理，很少去过问具体的问题。比如，中国人的金木水火土五行，只是就抽象的意义而言的。而西方人讲水火和印度人讲地水风火四大，则是指具体的物质。解决问题的方法，中国人不是拿抽象的玄理去推断经验事物，而是在体会玄理的基础上，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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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１２１
凭直觉把握文化内质。
梁漱溟认为，中国人这种形上学说，虽然为诸多学派所共有，但集中体现者则是《周易》，发挥得最好的是孔子。
梁漱溟注重中国的形而上学，主旨并不在纯哲学意义上的研究，而是在于指明儒家文化的形上根据。他说：“我很看得明孔子这派的人生哲学完全是从这种形而上学产生出来的。
孔子的话没有一句不是说这个的。
始终只是这一个意思，并无别的好多意思。“
①而且在梁漱溟看来，孔子的形上学说与他的伦理学说又决非是二分的，伦理不仅是形上学说的落实，而且与其一体。相应的，孔子主张直觉亦决非一种认识方法，而是一种人生艺术。在孔子的学说里，人生是生生不息的流行之体；人的生活就是走那最妥贴最适当的道路，其实质就是变化，就是流衍。在这一变化与流衍中，人生须得适中与调和。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不虑而知的“良知”和不学而能的“良能”
，在孔子那里则集中体现为一个“仁”字。
由以上反推过来，梁漱溟认为，孔子的“仁”
，即敏锐的直觉。孔子劝世人“求仁”
，也就是直指直觉敏锐。尽管孔子在解释“仁”的时候，给予多种含义，但本旨却在于“直觉”二字，即一任直觉，随遇而安，并在此种心态下生发出一个生机的境界。这一境界，按梁漱溟的理解，是一种“极有活力而稳静平衡”的心理状态。
梁漱溟认为，孔子儒学所倡行的“极有活动而稳静平衡”的境界，意义之伟大就在于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类身心
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１２０—１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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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新儒学批判
关系问题。
在他看来，身心关系实为困恼人类的第一难题。
因为，“人类生活既进入理智之一境，知行之间往往很有间隔；间隔渺远者离知于行，为知而知。其在感情方面既可以大哭大笑，亦复可以喜怒不形于外；其行事既可持之以恒，一贯不移其志，亦或动念隐微，终于嘿尔而息。身心之间非定一致。
特别是人有自觉的内心生活，时时感受自己矛盾冲突“。
①
对于这种身心的矛盾冲突，三种文化路向有三种解决方法。
大体说来，西方人注重身的肯定，把个世界物质化，追求感官的满足，奉行功利主义。印度人却反其道而行之，抑制其来自身体的要求，实行禁欲主义。只有中国的儒家学说，身心“无对”
，内外“无碍”
，既可避免功利主义给社会带来的弊端，又可避免禁欲主义对生命本性的强抑。
梁漱溟指出，孔子的人生道理原本是最好的，只可惜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被后代儒生弄歪了，弄偏了，糟贱了孔子学说的真义。
他认为，当下最要紧的不是去向别人学习，而是复原孔子学说的真貌真义。这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做到了这一点，中国社会就会有希望。正因为这样，梁漱溟才坚持要给孔子说个明白。所谓“说个明白”
，也就是把被后代儒生曲解了的东西予以澄清，给孔子的学说还个清白。
然而，在梁漱溟看来，即便后代儒生丢失了孔子学说的真义，但相比于西方学术和印度佛教，儒学还是最为可取的。
他说：“孔子的人生，既未实现，于是我们要看中国人生大概是怎样的呢？大概言之，却都还是我们所谓人生第二路向。”
①《人心与人生》，第１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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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３２１
而在他的文化三路向的比较中，这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
为特征的第二路向，不管怎么说，都是当下中国人所应该选择的。为说明这一点，梁漱溟从如下三个方面作了论证。
第一，物质生活方面。梁漱溟认为：“中国人虽不能像孔子所谓的‘自得’，却是很少向前要求有所取得的意思。”他们安分知足，享受他们眼前所有的那一点，而不作更多的奢望，所以在物质生活方面，始终是简单朴素，没有那种种发明创造。梁漱溟认为这是中国人的不足，其结果导致“物质文明之不发达”。而且，他还看到，“物质上的不进步并不单是一个物质的不进步，一切的文物制度，也都因此不得开发出来”。然而，梁漱溟话头一转，认为物质文明的不发达，既是中国人的不足，又是他们“莫大之大幸”。下面这段话，是他的具体阐述。
“因为从此种态度即不会产生西洋近世的经济状况。
西洋近百年来的经济变迁，表面非常富丽，而骨子里其人苦痛甚深；中国人就没有受著。
虽然中国人的车不如西洋人的车，中国人的船不如西洋人的船，……中国人的一切起居享用都不如西洋人，而中国人在物质上所享受的幸福，实在倒比西洋人多。盖我们的幸福乐趣，在我们能享受的一面，而不在所享受的东西上，——穿锦绣的未必便愉快，穿破布的或许很乐；中国人以其与自然融洽游乐的态度，有一点就享受一点，而西洋人风驰电掣的向前追求，以致精神沦丧苦闷，所得虽多，实在未曾从容享受。“
①
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１５１—１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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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新儒学批判
第二，社会生活方面。梁漱溟认为，中国人由于儒家礼法的约束，“数千年以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权威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性不得伸展，社会性亦不得发达，这是我们人生上一个最大的不及西洋之处”。但是，梁漱溟说到此处，话头又是一转，认为中国人没有个性自由，并非坏事，而是好事。西方人“各个人间的彼此界限要划得很清，开口就是权利义务，法律关系，谁同谁都是要算账，甚至于父子夫妇之间也都如此；这样生活，实在不合理，实在太苦”。而中国人不同，“他不分什么人我界限，不讲权利义务，所谓孝、弟、礼、让之训，处处尚情而无我”
，致以在家庭生活乃至社会生活中，“处处都能得到一种情趣，不是冷漠敌对，算帐的样子，于人生的活气有不少的培养，不能不算一种优长与胜利”。
①
第三，在精神生活方面。在梁漱溟之前，许多传统主义卫护人都认为西方为物质文明，中国为精神文明，二者比较，后者自然优于前者。梁漱溟则认为，情况恰恰相反，中国人在精神生活方面是失败的，他说：“中国人的那般人与自然浑融的样子，和那从容享乐的物质生活态度，的确是对的，是可贵的。比较西洋人要算一个真胜利。中国人的那般人与人浑融的样子，和那淳厚礼让的社会生活态度，的确是对的，是可贵的，比较西洋人也要算一个真胜利。至于精神生活乃无可数；情志一边的宗教，本土所有，只是出于低等动机的所谓祸福长生之念而已，殊无西洋宗教那种伟大尚爱的精神；文学如诗歌词赋戏曲，虽多
①《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