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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人发布基督教传统终结的讣告；在道德上，他鞭挞传统的奴性人格，重造人类的价值体系。在尼采看来，理性主义哲学家都是些“苍白的概念动物”
，“像乌龟一样缩回他们的感官，停止与世间一切事物的接触”。
而且，尼采深深感到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与中世纪神学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所谓“理性”
，不过是上帝的第二形象。在他的哲学里，唯一真实的世界就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世界。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什么理性、规律、本质、神意等等超自然的东西都是教士型的哲学家杜撰出来的。人非机器，不可能严格按照理性原则而生活。相反，人只有从理性的原则下解放出来，才能发展个性，实现自己。
尼采的哲学以彻底的反传统精神而震撼世界，震撼的程度可谓山崩地裂。在他的哲学里，没有给传统留下半点存在的理由和余地。历史不仅是一个虚无，无甚进步，无甚发展，而且是垃圾一堆，到处充满着荒唐、陈腐与恶臭。而他的任务，就是将人类从这一历史的垃圾堆里扯出来，并将历史的垃圾堆清洗干净。因之，所有的文明成就和历史上所有的思想家、艺术家、道德家都在他的嘲讽之列。他说：“我吩咐人们推翻他们的讲坛，一切古代的傲慢所踞住的交椅；我吩咐他们嘲笑他们的伟大的道德家，他们的圣哲，他们的救世主；我吩咐他们嘲笑他们的阴郁的哲人，嘲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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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７４
踞住如黑色幽灵的人，使他们离开了生命之树。我坐在他们的伟人们的墓道上，甚至于在死尸和鹫鸟的旁边。我嘲笑一切的过去，和过去的腐烂而残败的光荣。“
①
尼采之所以敌视文明，在于他认为一切文明都是虚幻的，罪恶的，它非但限制和扼杀世界之真，而且用一些漂亮的外衣把世界装扮起来，使人对之迷恋，从而在迷恋的过程中失去了人性，离开生命之树，并乐观地走向坟墓。他把以往的人类文明统统比作“颜料罐”
，其功能就是把活生生的人类涂成各种颜色和样式，并打上记号，带上面罩，但却暗中抽走了人的内脏和人的精神与血肉。在尼采看来，文明所塑造的人类，与其说是生活着的，还不如说是死亡着的，甚至比死者的处境还糟。他写道：“我宁愿在地狱里和过去的幽灵一同作工，因为地狱里的居民比你们更有内容！今日之人啊！我的内心的痛苦是：既不能忍受你们的裸体，又不能忍受你们的穿着。”
②
尼采的哲学，破坏与建设并重。他既要“重估一切价值”
，同时又试图给人类一种新的生命意义。
这是尼采不同于叔本华的地方。在叔本华那里，只有悲苦，别无出路。而尼采却在悲苦的同时，找到了新的价值祈向——酒神精神，并在对酒神精神与太阳神精神二元对立的思考中，抱定理性毁灭与价值重建的信心。
太阳神阿波罗是光明的象征和理性的象征。用尼采的话
①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卷三，《新旧匾额》。
②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卷二，《文明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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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新儒学批判
说，它支配着我们内在梦幻世界的美丽形象。与阿波罗精神相对立的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是生命的骚动。在酒神祭祀仪典中，人们狂饮滥醉，无拘无束。
这时候，人们只有激情、冲动，在忘我的境界里，没有理性的任何市场。正是由于对酒神精神的推崇，尼采构想了他的“超人”学说。
“超人”是什么？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有一段长长的解释文字。大致说来，超人的品格就是超越传统，超越上帝，超越现存的一切；它不依陈规为价值标准，而以自身为存在意义；它不必为真理操心，而以自我生命为宏旨；它将冲破昔日理性主义的余辉，从而“使那些飞离的美德重返大地——归返肉体，归返生命”。
在西方思想史上，尼采的学说如同物理学中的“哥白尼革命”。尽管１９世纪末，反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并非尼采一人，比如像柏格森、狄尔泰、基尔凯戈尔等人都是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但使西方人真正感到震惊的只有尼采。
同时，也只有尼采，才第一次使当时的西方人从传统的文化理想主义的梦乡里惊醒过来。
尼采对人类文化的悲剧性思考，决定了他必然成为一位悲剧性的思想家。
他的这种“哥白尼革命”
式的文化理论，带给人类的价值是正负两方面的，而西方文化也就通过尼采学说的摧毁陷入了全面的危机。这一文化转型及其给西方人所带来的心理负荷，我在１９１年出版的《神论》里，曾作过如下文字的概述：尼采把哲学从神学或准神学里解放出来，把人类从虚幻的梦境唤到了社会现实中来。这种哥白尼式的革命给人们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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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９４
来了一种崭新的价值体系。人们完全是自己的了，不再是上帝的奴仆，权威的附庸，规范的绝对服从者。一切身外的条条框框就像打碎了的玻璃，什么信条、道德规范，统统送去见鬼，剩下的只有人的本能、冲动和狂热。这是尼采的功绩，也是尼采的罪过。他创立新的价值体系，但人们在这种新的价值体系里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创立“超人”的人格模式，但“超人”始终未能超越。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超人”无所依托，无所适从。自此，人们就像离家出走的孩子，在蛮荒里漫无目的地游荡，没有规范，没有体统，没有自己的窝。他试图在酒神精神下，建立一种新的文化，但新文化一经诞生，就陷入了全面的危机之中。
面向东方：迷茫中的一线希望
尼采将西方人从精神家园逐到精神荒野，这在西方文化的进路上，无疑是一大转型。但是，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文化转型的速度或许要缓慢得多。价值问题是文化的深层面，其变化常常采取由上而下的方式。即是说，每当文化转型时，最先感受原有文化价值负面的，只能是那些睿智的思想家。他们由感受而思考，而告知世人。但人类是一种矛盾的生物，他们时时盼望着进步，盼望着新的生活，但同时又有着强烈的恋旧情绪，有着思想和行为懒惰的毛病。
由此决定着，一种新的思想，尤其是一种彻底的反传统的思想，要想为大众所普遍接受，必得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奇＋书＋网＇
１９世纪以前，西方人对于中世纪神权和传统的专制王权的背离，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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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新儒学批判
一个漫长的过程。
然而２０世纪初年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当尼采宣告“上帝死了”和提出要“重估一切价值”之后不久，整个西方世界就陷入了全面的信仰危机和文化危机。这其中的催化剂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弥漫硝烟。
在历史学家们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２０世纪初年，有着内在的原因，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但在西方普通的民众看来，这次大战太突然，一点也没有思想准备。
况且，这次大战死去的人数之多，耗去的财力之大，实在是他们所难以接受的。西方人素来有“末日”的恐惧心理。面对战争所留下的惨痛场面，他们深感到，这或许就是“末日”的来临。
于是乎，他们开始普遍感到不安，感到西方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
１９１８年７月，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夕，德国一名中学教师施宾格勒出版了一本题为《西方的没落》的书。这是一本篇幅颇大而且行文十分奥涩的书，但却使整个西方世界的读者为之震惊，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印量竟高达１０万册。
①
为何施宾格勒这本难读难懂的书拥有这样多的读者？原因大致为两个方面：第一，施宾格勒所描绘的西方文化前景是一片令人不敢前瞻的景象，而这一点正好与当时西方人所普遍拥有的“末日”感相契合。第二，施宾格勒对于西方文化危机与没落原因的解答是全新的，与在此之前西方人所普遍持有的文化观大相径庭，而且这种解答又恰好与当时西方
①德雷：《关于历史的几种观点》（Ｗ。
Ｄｒａ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
，第１００页，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８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