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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号，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充满对立的现实。 将经验的现实神圣化，将国家神圣化，生活方式神圣化，教会的外表的东西神圣化，特别使我感到愤怒，这些东西的神圣化就好像在纯经验的罪恶后面还存在着善的本质似的。通常人们这样想，人可能是坏的，但代表他们的官员是好的。 我过去和现在则这样想：对于不好的人们来说，官员更加不好，我这里指的是所有的官吏，其中包括着革命的官吏。 神圣的不是社会，不是国家，不是民族，而是人。 无政府主义，人格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是我形而上学地固有的。 它是我现在所固有的，一如我在少年和青年时代所固有的一样。不过，我并不赞同那种可称为温情的、乐观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如果有某种东西是我所固有的，那么，这是锡利亚式（“千年王国”说）的期望。我的青年时代的革命时期很促进了我的个性的道德外观的形成。革命的信念和革命的氛围使我产生了特殊的心理，产生了对未来可能的考验的特殊态度，一般地说产生了对未来期望的特殊态度。这种形态的心境我后来没有重复出现过，但是却产生了我的个性的坚毅性。 有意思的是，我的生活中的基督教时期却没有产生这种坚毅性。 我说，这种坚毅性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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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革命和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７１
俄国知识分子的革命禁欲生活相联系的，这种禁欲生活不是普通的禁欲生活，而是在被迫害中的坚忍的禁欲生活。当然，革命的禁欲生活在程度上比我所经历的要大得多，因为我没有过那种被迫害者栽上罪名而不得不忍受的禁欲生活。 我希望人们能正确地理解我，一般地说，我不认为我的革命的青年时代是禁欲主义的，甚至不认为那是革命意义的禁欲生活。但是，无可怀疑，我过着禁欲生活，在全部生活中一直保持着禁欲生活，正如一直保持着初恋一样。 当我设计了我的未来的时候，当我想象着未来的时候，那片密林给我提供的就是忍受苦难，为了信念而作出牺牲。我使自己习惯于这样想：监牢、流放、国外的艰难生活在等待我。 这些无论何时也没使我害怕。 我从来不向往外观上虚荣的升迁，从来不去谋求任何社会地位。 我一生都厌恶那种“占据社会地位”的事情，这种厌恶不仅由于我的革命感情，而且是由于我的基督教感情。我常常像受罪一样地去体验我在许多方面的特权地位，不过，我从来也没有准备去作职业革命家。比起职业革命家来，我更是一个理论家、思想家。 我的作用就在这里。 但是，我感到，我不仅和贵族社会有着深刻的断裂，而且和那称为自由的甚至激进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可以享有生活的福利，但却不遭受任何危险，即使反对党也是如此）也有着深刻的断裂。记得我对于合法马克思主义是带有某种轻蔑态度的。当我还是大学生但已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活动的时候，我参加了激进的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小组的文学集会。 Ｍ。 图根—巴拉诺夫斯基把我领到那里，这次集会主要是与《神的世界》杂志联系起来的，这个杂志当时已经刊登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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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自我认识
我自己也开始在《神的世界》上发表文章。 彼得堡的文学集会引起了我疏远、厌弃的感觉，我感到所有的人都是不真实的，其实，这种感觉是由于相对于我所接触到的所有社会集团的。 我称之为青年时代自己个性的革命坚毅精神是比革命性这个词的原有含意要广泛和深刻得多。正是由于这种根基，使我一直讨厌文学家、律师、教授们的社会，而在国外的时期则讨厌议会主义政治家的社会。 这种根基决定了对占统治地位的共产主义的不调和的态度，后来我想，与以保留的形式和反对的形式享有现实财富的社会实行宗教上的断裂是可能的。 但是，我自己并不是这种僧侣禁欲主义的代表，清教徒的教义对我也完全格格不入。 我现在同意这种想法：是同一种动因引导我走向革命和走向宗教。 在另一种情况下，我讨厌满足于“象征的世界”
，希望从这个世界走向另一个世界。但是我的这种态度有比较激烈的时候，也有比较不那么激烈的时候。 不仅从社会的意义上而且从精神的意义上对“资产阶级性”
的厌恶永远是我的推动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基督教和东正教，同样可能是资产阶级的。 我永远不喜欢这个世界的力量，不喜欢盛大隆重的东西。 我一直体验着在力量和价值之间令人痛苦的冲突。 力量大的价值低，力量小的价值高。 从“魔鬼阵营”中越出的革命贵族是很有魅力的，有时我为此而倾倒，这是一种特殊的浪漫主义。
G还是在进入大学之前，在看到马克思主义小组之前，我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同情已经明显起来。 我是从伦理学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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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我还把这种伦理学的根据转移到我的马克思主义中去。 在过去的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中，我主要读了Ｈ。 米海洛夫斯基的著作。我把他作为社会学家来评价，尽管我认为他的哲学基础较差。米海洛夫斯基属于７０年代，当时孔德、穆勒、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在我思想中占了上风。 我从康德和德国唯心主义出发，在“社会学中的主体方法”中能够看到无可怀疑的真理，但是它表现出哲学上的软弱无力。主张个人高于社会之上的“为个性而斗争”理论也是很有兴趣的。 米海洛夫斯基，和赫尔岑一样，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捍卫者，对我来说，它是可以接受的另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 个人与社会的冲突问题对我来说是基本的。 带着这种情绪我和正在俄国兴起的马克思主义相遇了，这是在１８９４年。 我觉得，这是在俄罗斯生活中升起的新东西，必须确定自己对这种学说的态度，我立即开始大量地读书，很快就弄明白了这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在大学一年级时，我和自然科学系的同学达维多夫。 雅科夫列维。 洛哥文斯基相识，他是与我建立友好关系的唯一的人。 他在智力上才能超常，高于其他同学许多，和他能够建立很高水平的交往，这种交往在社会学问题上给了我很多益处。 洛哥文斯基身材高大，但胸部狭小，他在长期监禁之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死于图别库列。 我保持着对他的怀念，认为他是那个时代青年中卓越的人物之一，我作大学生的那几年，我的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时期是同他联系在一起的。他不狭隘，他有广泛的兴趣。在监狱和流放地我看过他，但那时我已发生了向唯心主义的决定性的转变。 我痛心地发现，这对他是格格不入的，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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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１自我认识
的关系中出现了不愉快的成分。 我的父亲曾利用关系为改善他在西伯利亚的处境而奔走，但没有效果。通过洛哥文斯基，我和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小组进行交往，Ａ。 卢那察尔斯基属于这个小组。 那时开始了俄国知识分子无休止争论的纪元。 我与俄国马克思主义直接交往的第一次印象还重现在我脑中，那是在一个波兰人的私人住宅里听报告。 那个波兰人后来和我一起流放到沃洛格达省。 这是我听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报告。它不仅使我厌倦，而且引起我真正的烦恼，在我的马克思主义时期我不止一次地体验到这种烦恼，这是窒息的感觉，缺乏空气的感觉，缺乏呼吸自由的感觉。我不止一次地向自己提出问题：什么促使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自由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问题是复杂的，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感受至今犹存。 我不能附和那些自称的社会主义民粹派或者社会主义革命派，老的俄国革命者的心理形式也与我格格不入，按观点说我不是民粹主义者。 此外，我也厌恶恐怖手段，我一直对它持否定态度。 马克思主义表现为全新的意识形态，它是俄罗斯知识界的急剧变化的征兆。在９０年代末出现的马克思学说比起革命知识分子的其他学说来，在文化水平上要站得高得多，它具有和其他学说很少相似的形式，后来由此产生了布尔什维主义。 我是一个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为我成为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者提供了可能。 对于老一代的革命者来说，革命是宗教；对于我来说，革命不是宗教。 各种圈子的分化发生了，也产生了精神文化领域的解放。 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对此具有促进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中，我完全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