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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为随抗战之后一切都会“和谐”起来，但这回看着中航不顺眼的倒是远渡重洋而来的本家——史迪威先生。
史迪威也不是冲着中国航空公司去的，史迪威坚决反对在作战地区出现高薪，特别是不受他控制的非武装人员。
接下来的问题又来了，国民政府现在是放弃了把中航归属到航委会了，也同意史迪威关于“所有运输机必须绝对使用于作战”这样的观点，但国民政府认为，中航飞机只能载运作战物资，这没错，但运输的物资的先后次序必须由蒋介石控制，而不是史迪威将军！
史迪威马上反驳道，这些由中国航空公司飞行的飞机，虽然给了中国，但它们实际上是美国飞机，应该由美国的战区指挥官直接控制。美国人的话一出，国民政府的官员又给了美国人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中国战区指挥官也是蒋介石的参谋长！
虽然这些争执最后都是以有头没尾结束，但双方在心中埋下的芥蒂恐怕是无法逝去的。
场景一：缺口的饼子几个互不相干的场景，把它组合起来，犹如电影中的蒙太奇。
这是中航飞行员任锡淳的夫人讲给我的，从采访驼峰航线迄今，这个画面一直在我脑海中不时地出现。
2001年7月19日，北京，出租车七拐八拐地把我扔在一栋破旧的楼房下，晕头晕脑地敲开一户房门，一问一答后，曾在“驼峰”上空飞越过三百多次、并不愿意接受我采访的任锡淳老人打开门：“行了，小伙子，别采访了，咱们才几架飞机啊，都是美国人在飞，他们摔得厉害。”
在电话中，老人一直不想和我见面，也不想谈往日的“驼峰”，是在我的再三恳求下，他才答应和我见上一面。
“只能说二十分钟。”在电话中，他这样告诫我。
一见面，就受到了“冷场”。
好在跟在后面的伯母见我发窘，忙接过话茬，小伙子，他就那个脾气。当年他们飞“驼峰”我知道。那时我们已经结婚了，就住在机场边上。苦不是重要的，主要是牺牲太大。作为家属，作为女人，我太清楚了。记得一天早晨他飞印度，出去之后，中午没见他回来，他们以前晚上或深夜回来的时候也有，一开始我还没太往心里去，等到了晚间，先回来的人和他们的家属说，有飞机在“驼峰”上摔了，而且那架机号正是他飞的那架，这消息很快就在整个家属区传开了。邻居一位太太过来告诉我，听了这噩耗后，我就像疯了一样往机场跑、往跑道里钻。现在想想都好笑，人在“驼峰”
上失踪我往机场里钻也没用啊，可那时也不知怎么了，就觉得到了场站、到了跑道就能把他找回来似的。跑道是用铁丝网围住的，那铁丝网把手划破了、流血了，也不觉疼。几个也是家属、很要好的姐妹就拦着我，抱住我，劝我。我哪听得进去啊，声嘶力竭地哭。疯着、喊着、叫着，这时，简直像做梦一样，他从远处出现了，拎着飞行包对我摆手，我当时都蒙了，就以为是做梦，直到他走到了面前，我一下子扑到他怀中，才知道，真是他，是真的，他回来了。这时他才声音低沉地告诉我，早晨起飞时，调度临时换飞机，他那架是别的同事飞的……
他的话音未落，刚才还在劝我的那个家属顿时号啕大哭起来。也是和我相同的动作，反过来了，这回是我劝她、拦她、抱住她。
战争，再次不能让女人走开！
老人接着说，他们飞日间的时候，早饭啊，在昆明这边吃，吃完就走，去印度，在那边吃午饭，晚饭回来吃。有几次，我到他们餐厅，那个情景啊，我迄今都记得很清楚，早晨还一圈人，围着桌子坐，一圈人还能坐满，等到晚上回来，吃晚饭时候，那看吧，还是那张桌子，就出现缺口了，就像……就像、就像一个饼子被咬了一口一样，你看着啊，心都是酸的……
场景二：楼梯上的靴子声、抽屉里的照片、消逝的飞机声作为报务员，比起那些只在飞机上或基地中工作过的同伴来，徐承基还多出一个经历——曾在云南驿导航台工作过。
云南驿导航台设在大山之中，平时只有三个人，伙夫和两个发报员。没有电，发电报时是靠人摇动一台发电机，两个电报员换班操作。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及时为飞经头上的飞机“指路”、发送实时气象预报。
虽然也是在深山之中，但还算是离公司基地、离云南驿机场比较近，好歹也是在“人间”。1944年下半年，远征军反攻得手，缅甸事态好转，为了进一步改善飞行安全，加强驼峰航线上的气象预报，中航公司特派出姚宜明、吕笠渔分别到缅甸葡萄、八莫设立气象预报站，为过往飞机发送气象预报。
那两个站，差不多就是在“野人山”中了，都是深山老林，在里面呆了快一年才出来。人是出来了，傻傻的，在路上看见谁都傻呵呵地笑，据说长时间远离人群都这样，但和他们说莫尔斯电码、气象名词，他们又立马恢复常态。
一位中航搞气象的老员工这样告诉我。
和在异国大山深处的那两个点比，徐承基显然要“幸福”得多。起码，他是在自己的祖国，是在离昆明只有百里之遥的地方，身边还有一处不大不小的机场，这些时刻都在告诉他，他们，离人间很近很近。
每天，他们就是不停地和途经上空的同伴们，用摩尔电码联络，告诉他们航线是否正确、前方的气象征候、最后再道一声一路平安。看着那一架架C…47、C…46从自己头上平稳地飞过，徐承基和伙伴的心情就有说不出的舒畅和愉悦。对于在地面上为战友“指路”的他们而言，只要是能听见飞机声，那，是一种真正的宽慰。
自从接收过被日本人零式机围攻的72号机发回的那道最后的电波后，每次空地联络、接收空中传来的电码，徐承基似乎都有一种本能的反应——零式机！
和零式机同等甚至超过它的威胁的，是“驼峰”上空暴戾的气候和几乎都是在没有任何预见情况下发生的各种灾难。
几乎全是发生在瞬间，往往连求救电报都来不及发出，就杳无音信。
于是，地面的两个人按照规定的时间摇动发电机、接通地空联络，带着焦急盼望的心情左等右等，等待那熟悉的飞机轰鸣声。然而，在头顶飞过的是展翅的大鹰，萦绕在耳边的，是喳喳的鸟鸣。一连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们所迎接的那架飞机，连一点儿音信都没有，只有到这时，他们才感觉心都凉透了。
冥冥中还有一点儿希冀，就是希望那架飞机迷航了，或者是从别的地方过去了、或是真的遭遇到什么但也安全迫降了，一整天也许就在等待之中过去，不断地和两边的基地联系，希望听到最后的下落，可两边的基地也和他们一样，也是四处打探消息……之后是几天沉寂后，公司会发出一个通告，内容只是寥寥数字：某某号在“驼峰”上空失踪。
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和在战场上捉对厮杀还不一样，战场上是面对面、真刀实枪你死我活地较量，也和飞越“驼峰”不尽相同，过得去就过去了，过不去，来生还要过。
而这个地方，神经绷得紧紧的，几乎二十四小时都心悬在那里，时刻都不敢放松，时间一长，随时都像要崩溃了。
不是受不了深山野外荒凉之苦，而是受不了精神上的重击，徐承基要求调动。
还真给调动了。
可能是考虑到在荒无人烟的大山中呆了很长时间了，公司给徐承基调换了工作，让他回到公司继续担当报务员。
好像是冥冥中偏要和他作对，电报房的楼上就是飞行员宿舍。也不知公司的管理部门是怎么安排的，电报每时每刻都“滴滴答答”地响个不停，不知为何把需要良好环境休息的飞行员宿舍安排在这里。
郭汉业就是在这里因为说话嗓门大而被飞行员戏称“小钢炮”的。
▲报务员徐明基。
徐承基来到这里后，一直都是上夜班。飞行员们从汀江飞过来，办理完交接手续后，疲倦至极的他们简单吃点夜宵后，就回到楼上休息。上楼的时候，他们的皮靴踩在木制的楼梯上，发出有节律的“哐哐”声，每一声，就如同踩在自己的心上——不是疼痛，而是一种踏实。老人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好像在黑夜中辗转难以入睡的母亲听到开门声，知道那是在外面辛苦一天的儿子回来一样，一块石头落了地。
不只是徐承基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夜班的每一位同伴都有这种心情。只是徐承基的感觉更深刻，每次听见皮靴踏在楼梯上的“哐哐”声，一下子又把他带回到了云南驿，他仿佛看见头顶上的飞机缓缓飞过一样，那是他一天中最快慰的时刻，记得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