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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表象自身的其他商品。物具有价值，乃是因为人们的劳动生产了物。福柯认为，这一基于劳动之上的新价值观对新经济科学来说，产生了三个基本结果。首先，鉴于古典财富分析把经济史仅仅看作事件序列的循环往复（这是因为价值总是相关于交换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价值的变化总是相关于其他价值的相反变化，而交换体系总是只包括有限数量的相关价值，变化只能是循环的）
，李嘉图则把经济史设想为一个线性的因果系列，因为商品价值是由外在于循环的交换体系的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量决定的。而且这种劳动量本身也依赖于使用的工具、劳动分工体系和生产过程中投入的资本量等可获得的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本身又由先前的劳动所生产，先前的劳动本身又依赖于先前的生产形式等。
“经济学的存在方式，就其实证性而言，不再与同一和差别的同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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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相联系，而是与连续生产的时间相牵涉。“
R L 其次，有关作为经济角色的人的新想法产生了。由于生产的历史过程创造了经济价值，人因寻求并依赖这些价值而受制于生产力量。
由于他们具有塑成自己所需要或欲求的物之表象的能力，人类在财富分析中的作用也消耗殆尽。现代经济学论及种种导致人们塑成这些表象的因素，如迫使人类劳作的自然的荒芜，以及限制人类生产能力的肉体缺陷和外部威胁。因此，这种看法不同于古典思想，因为古典思想只是要求人充当表象的承担者。而现代经济学则以为，作为有限存在的人正在一个冷漠甚至敌对世界中从事着斗争，因此，现代经济学最终基于人类限定的“人类学”之上，而不是表象的分析之上。第三个结果涉及经济学的新的线性时间与人类限定性的关系。随着人口日益递增和自然资源的日趋匮乏，劳动史就是人类需求不断增加的历史。同时，人类也愈加面对自己的物质局限性，更为强烈地感到自己的限定性的压力，愈来愈接近自己的死亡。针对这一经济现象，存在着两种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理论说明。李嘉图悲观地认为，经济史的最终结果将是人类在永久的匮乏状态中趋于稳定，因为匮乏主宰着经济活动，匮乏成了经济活动的构成因素，历史预示着不幸。而马克思主义则乐观地认为，当人类限定性渐近于穷苦的极点时，即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人们会产生一种新意识，即他们所处的凄惨境地并非他们的限定性的不可避免的命运，而恰恰是这个命运的异化形式，通过激进的经济和社会转换就能克服异化RM。这无非是表明，在匮乏社会以后会存在一个富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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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批判人类学主体主义（上）
：人——知识的产物 ３３１
然而，福柯坚持认为，无论在李嘉图和马克思之间存在多少差别，他们的思想都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学的同一个考古学结构的基础之上，他们都在同一个新认识型内从事研究。
因此，在反对统治阶级的力量以及为之服务的经济理论中，无论马克思主义观点有多么革命，它并不代表一个全新的思想形式，并没有超越由李嘉图确立的认识论空间。在西方知识的最深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引入真正的间断性。阿尔都塞宣称的马克思主义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认识论决裂”仅仅是一个表面差别。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经济观之间的对立和争议“可能会激起一些波澜、荡起层层表面涟漪：但它们仅仅是孩子们的涉水潭中的风浪”
R N 。当然，必须注意，福柯认为，他自己对马克思缺乏创造性所作的评价只适用于经济领域，人们可以假定马克思在有关人类的历史和政治意识内实现了根本性的变革，假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确实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论领域。
（二）生物学从１７５年到１７９５年，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自然史领域中。类似财富分析，古典自然史基于表象的体系之上：在这种分类图表中，物种依据同一与差别而得到分类。因此，与政治经济学取代财富分析相对应的是生物学取代自然史，这个过程始于有机结构观念的引入。生命和功能观念对自然存在的规序来说是基本的：表面器官必须相关于那些履行着本质功能的内部器官。既然只有通过先天的参照个体的有机结构，指称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关系总体性，我们才能对特性分类，那么，分类就不再基于可观察结构因素的命名之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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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Ｂ。德朱西厄、拉马克那里，有机结构仅仅充当确立“特性”的手段，“特性”本身仍然被理解为物种在分类图表中的表象。他们并未对分类原则进行质疑。以与亚当。斯密修正需求或价格的关系相同的方法，他们修正了确立“特性”
（可见结构与同一性标准的关系）的方法。因此，福柯坚持认为，同财富分析中的亚当。斯密一样，拉马克等人在自然史问题上仍然囿于古典认识型内。
古典自然史的真正决裂始于居维埃。恰如李嘉图凭着把劳动置入先于所有交换的生产过程中，认为劳动并非价值的衡量尺度，居维埃则认为“特性”不是分类功能，从而把它置入先于任何分类的生物的有机结构中。居维埃通过既包括深度又包括时间的分析取代了古典分类的静止和表面空间。
我们依据器官所履行的功能就能理解器官的结构，重要的并非动植物属性中的同一与差别，而是它们的器官中的功能相似性。因此，尽管有些器官没有共同的要素，但由于它们具有相似功能，它们就能组织起来。器官成了进行研究和比较的场所。就其非可知觉的、纯粹功能性方面而言，生命为分类提供了外部可能性。
生物分类不再在巨大的秩序中被发现；分类的可能性现在产生于生命的深处。由于功能相关于生物的不可见活动，于是比较解剖学成了一种关键技巧。
正是解剖的使用，才有可能把隐藏在肉体内部的重要器官与位于肉体表面上的次要器官区分开来，这对生物学这门新科学来说至关重要。居维埃的《比较解剖学课程》（１８０年）不仅表明了知觉个体存在的新方法，而且还提供了设想存在物之间“空间”的新途径。在古典分类学中，个体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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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批判人类学主体主义（上）
：人——知识的产物 ５３１
物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能在图表中得到表象。而且，分类图表中的存在物之间的空间是同质均一的。
福柯把“可表象性”
和“存在的连续性”这两个特征称作古典认识型的形而上学向度。而居维埃摧毁的正是这一本体论的和表象的结构，他在有机体内探明了连续性，并确立起不同有机体之间的基本间断性。我们不可能把一个普遍的分类图表设想为一系列相近的存在物，因为生命本身把存在物明确区分开来了。
而且，生命概念确立起一个根本不能在图表上加以表象的新连续，这个连续性就是生物与维持生命的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也许，在西方文化中，生命第一次逃避了在表象中被设定和分析的一般的存在规律。
结果，生命成了生物学探究的客体，现代生物学成了生命科学。
福柯认为，作为居维埃之后的生物学研究的对象，生命具有时间性、间断性和受制于环境这三个重要特征。
在现代认识型的认识论构型内，福柯逆转了经典生物学史对居维埃和拉马克的传统评估。许多科学史家认为，居维埃的整个生物观是“固定论的”
，而拉马克则主张“转变论”
，居维埃反对拉马克的物种发展观。从表面看来，居维埃是“反动的”
，拉马克是“革命的”
，可与生物进化论者同日而语。
但在福柯看来，拉马克的“转变论直觉”并非真正的革命思想的预言，因为他仍是古典思想家。表面上，他把生物的发展视为“一个连续不断的增进过程”。但实际上，如同古典发展观，这种观点有别于进化思想。因此，拉马克的观点仍然囿于自然史的古典认识型内。居维埃拒斥拉马克的发展观并没有错，但福柯认为，这是居维埃拒斥古典生物观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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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虽然居维埃认为物种是固定不变的，但他的固定论恰恰就是构建生命的历史性的一个方法，因为他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