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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亚·米纶诺夫娜哽哽咽咽地说了好久。“要不，讲得简短些？”她问我。而简短是不行的，连她自己也没法讲得简短。我发现，她在苦恼，因为她用语言只能表达出她经历中最微不足道、最少的那一部分。我甚至觉得，她此刻好象不是跟我在一起，而回到当年的旧事中去了。她是在跟自己交谈，在同自己的记忆交谈。
“我想，对您谈谈大自然也许是很重要的，因为人间万事都是在它的背景上呈现的。不知怎的，我对这些记得很牢。在敌人入侵的整个期间，天空是另一种模样，呈现着铅一般的颜色，沉甸甸地笼罩着大地。我真想把天空撕开，哪怕只撕开一处，也好显得光明些。我本来最喜欢春天。樱桃花儿开了，丁香树周围飘溢着丁香花的香味儿，我那个高兴劲儿……您不要对我的这种天性感到惊讶。我还写过诗呢。可是现在我不喜欢春天了。那是因为战争横在了我们之间——我和大自然之间。那年樱桃花盛开时，我看到法西斯践踏在我的故乡日托米尔的土地上……
“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一些尊重我父亲的老百姓把我救了。我父亲是个大夫，那年月尊重医生的人很多。人们把我送回家，我全身都是伤，而且马上长满了神经性湿疹。我连妈妈和爸爸的声音都听不出了。我难受得整天叫喊，只有泡在热水里才会住声。我不许妈妈离开我一会儿，她只好求我：‘好女儿，妈妈要去生炉子，侍弄菜园子……’可我还是不放她走。只要她一出去，往事就要向我袭来，我经历过的一切都会浮现出来。为转移我注意力，妈妈给我找来一束花。可还是一样……怕引起我联想，我被盖世太保抓去时穿过的连衣裙，妈妈给藏了起来。她对谁都不放心。直到妈妈去世，那条连衣裙还压在她枕头下面。她活着时一直藏着它……
“我第一次起床下地，是在我看到我军战士的时候。我已经躺了一年多，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跑到大街上喊：‘我的亲人们最亲爱的人……’战土们把我抬回家来。我很兴奋，第二、第三天接连跑到兵役委员会去：‘给我分配工作吧！’有人告诉了我爸爸，他跑来领我：‘孩子，你怎么到这儿来啦？谁能要你工作？’这下子，我又病了几天，身上又开始痛起来。我整天整天地叫着喊着，人们从房屋外边走过，都祈祷着：‘上帝啊，要不您就收走她的灵魂，要不就救救她，别让她这么痛苦了……
“茨哈尔图博医院简陋的医疗设备挽救了我，求生的欲望挽救了我。活下来，活下来，——别无它求。我终于活了下来，象大家一样生活了。我在科学院中心图书馆工作了十四年。那真是快活的年月，的的确确。而现在，生活又没完没了地成了与疾病的斗争。无论怎么说，衰老，是很可恨的事情。还有疾病，还有独身。那辗转难眠的漫漫长夜啊……那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总做恶梦，每次醒来都吓出一身冷汗。我不记得安尼娅姓什么了……也不记得她是勃良斯克人，还是斯摩棱斯克人了。她是多么不愿意死啊她常常用白白胖胖的手臂弯在脑后，透过窗棂向外面大喊：‘我——想——活’我没法找到她的父母，无法向他们转达安尼娅的最后问候。我觉得，我欠着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务。”
从基辅到波洛钦纳有几百公里的路途，可是我在这儿却听到了跟上面同样的东西。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负疚感觉，特别是在回忆的时候。
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冈察洛娃（列兵，高射炮手）说：
“战后我到一个村庄去征订公债。人们都在地窖里住着。我到了这里，村庄早就不存在了，人人都在地底下住着……一位妇女钻了出来，地穿的是什么衣服啊，简直不忍目睹。我钻进地窖，里面有三个孩子，全都饥饿不堪。那位妇女把孩子们撵到一个铺着干草的大石糟里。
“她问我：
“你是来征订公债的吗？’
“我说是的。
“她说：
“‘我今天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只母鸡。我去问问邻居大婶是不是会买，昨天她问我来着。要是她买了，我就把钱给你。’“我现在说起这件事，还象有什么东西哽在喉咙里。那位妇女的丈夫在前线牺牲了，丢下三个孩子，家里一无听有，只剩下这只母鸡，她还要把它卖掉好向我交钱。我们那时征的是现金。她宁愿贡献出一切，只要能换来和平，只要能让她的孩子活下去。我不能再谈这种事儿了……虽然我是从前线过来的人，但我还是感到自己欠了这女人的债。我一直记得她的面孔，她那几个孩子……”
面对那些小得可怜的土豆，面对这最后一只母鸡，我们在人性上所负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啊。我本人负有责任，我们大家都负有责任。被她们所拯救的整个世界，都负有责任。
第11章 “妈妈，爸爸——是什么？”
关于身为母亲的女性，应该有个独立的故事，尽管我所听到和记下来的这些或许不能称之为故事。它们的确不是故事。或者说，不仅仅是故事和往事。这些都是活生生的感情，活生生的痛苦，活生生的记忆。尤其是当母亲本人来讲述，或人们回忆母亲的时候。
我在柳鲍芙·伊戈列夫娜·鲁德柯夫斯卡雅（库图佐夫游击队明斯克第二支队女游击队员）的狭小住宅里听到，不就是—个敏感的、不肯愈合的创口吗？
“我在逃跑，我们好些人都在跑。而我妈妈却在德寇冲锋枪手的看押下。她目送着我们跑掉……我隐约听见她的声音，她在叫喊。后来别人告诉我她喊的是什么，她喊：‘好啊，你穿上了白裙子、白鞋子，往后再不会有人替你换衣服了……’她以为我肯定会被打死，她高兴的是，我将穿着一身白衣服倒下……
“那时十分寂静，不知怎么，敌人没有朝我们开枪。只有我妈妈叫喊的声音。也许敌人开枪了？反正我没听见。我只记得妈妈的声音……”
又有一次，一位梳着年轻人似的短发型、笑容可掬的恬静妇女到编辑部来找我，还带来了她在战争中的笔记。我没估计到她会讲出那么悲壮的故事来，只想平平常常地在办公室里进行我们的谈话。
“不，”她恳求我说，“我们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去吧。”
于是我们来到公园。
“有件事我没写在本子上，我想亲口讲。”
“那么您写的是什么呢？”
“我们游击队的军事行动。”
“您想讲的呢？”
“在战争中我怎么带着两个小娃娃生活……”
下面就是拉依莎·格利戈里耶夫娜·霍谢涅维契（沃龙年斯基“人民复仇者”游击队女队员）讲的故事：
“敌人开始轰炸明斯克，我赶紧跑到幼儿园去接儿子。我的小女儿刚满两岁，住在托儿所里，而托儿所那时已经迁到城郊了。我决定先把儿子接出来领回家，然后再去接女儿。我想尽快把孩子集中在一起，让孩子呆在我身边。
“我跑到幼儿园时，敌机已飞到城市上空在扔炸弹了。我忽然听见我那不满四岁的小儿子的说话声：
“‘你们别害怕，我妈妈说了，敌人会被打垮的……’“我从栅栏门看进去，院内共有五个孩子，我儿子正在安慰别的孩子。可是他一看到我，便哆嗦起来，大声哭了。原来，他也害怕极了。
“我把儿子接回家，请邻居帮助照看一下，再跑去接女儿。我赶到托儿所所在地，那儿一个人也没有了。有位乡下人告诉我，孩子都给带走了。我问：到哪儿去了？谁带走的？他说，也许是进城了。托儿所里有两位保育员，却一辆汽车也没有。他们是步行离开的。这儿离市区不算远，约莫十五到二十公里。可是，这些都是小娃娃啊，才一两岁……我找他们找了两个星期……当我走进一幢房子时，别人告诉我，这就是托儿所，孩子们就在这里，我真不敢相信。他们全都躺在地上，真要命，满身的屎尿，还发着高烧，象死了一样。托儿所所长是个少妇，已急出了白头发。原来，他们从头至尾全是步行走到市里来的，路上还丢了一些孩子，很多孩子都奄奄一息了……
“我在孩子中间跨着走着，就是没找见自己的女儿。所长安慰我说：
“‘不要绝望，再找找看。她应该在这儿的，我见过她……’“我终于凭着一只小皮鞋认出了我的艾洛契卡……我简直认不出她了……
“后来，我们的住房烧毁了，我们只身逃出，，流落街头。这时德国军队已经进城，我们连藏身之地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