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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院时，骑兵连长和司务长到医院来探望。在战争时期我就很喜欢连长，可那时他从来不注意我。他是个美男子。军装特别合身。男人穿军装个个服贴。可女人的穿着又怎样呢？都要穿肥大的男式长裤，辫子也不许留，一律剪掉，简直象个男孩子。直到战争后期才批准我们留头发，梳辫子。在医院里，我的头发长了出来，我变得漂亮了，结果呢（她开心地笑了），他们两人竟然同时爱上了我。整个战争，我们都是在一起过来的，我从来都没引起过他们的兴趣，可是现在，他们两个人——骑兵连长和准尉司务长——同时爱上了我，都来向我求婚了。
“战后，我想尽快忘掉战争。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马上调节好自己的心理。父亲帮助了我和姐姐。他是个聪明人，他把我们的奖章、勋章和奖状证书全都收去，藏了起来，对我们说：
“‘战争过去了，仗也打完了。现在你们必须把它忘掉。战争是战争，现在是现在。你们应当穿上便鞋了。你们俩都得给我打扮得漂漂亮亮才行，你们还应该去学习，应该出嫁……’“可是奥丽雅却老是不能适应新生活，她太傲气了。我记得，有一次听到爸爸对妈妈说：‘这是我的过错，让姑娘们这么小就去打仗。战争哪能会不伤害她们呀……’“因为我获得过勋章和奖章的缘故，发到一些优待券，可以到军人服务社去买些紧缺商品。我到那里去给自己买了一双当时最时髦的胶底女鞋，还买了外套、连衣裙和高筒套鞋。
“我想起一位年轻的中尉，那次我把他背下来，差点没累死。我给他的两条腿包扎，进行止血和救护，而他却向我请求：‘别包扎了，干脆把我打死得了……’后来我一直怕见到他……
“我住医院时，那儿还住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他是坦克手，名叫米沙……姓什么现在我已记不得了。他的两条腿都给截掉了，右胳膊也截掉了，只剩下左边一条手臂。截肢部位很高，腿是从盆骨那儿锯掉的，连假腿都不能装，只能坐轮椅。医院为他特制了一辆高轮椅，每个外来的人都推推他。当时有很多老百姓到医院来帮助照料伤员，特别照顾米沙这样的重伤员。来人中有孩子，有妇女，也有中学生。伤员还收到许多慰问，食品啦，热情洋溢的信啦，等等。当时每人都竭尽全力参加这项活动，人民是从不计较得失的……
“人们把这位米沙抱上抱下，他也不感到沮丧。他真想活啊。他只有十九岁，简直还没好好生活过。我也不记得，他是否有亲属。但是他深知，人们不会撇下他一个人受苦的，他相信人们不会忘记他……
“当然，战争是在我们国土上进行的，到处都留下了废墟。我们解放的一些村庄，已经全被烧毁了。我记得在一个村子里，不知从哪儿钻出一个妇女来迎接我们。她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我现在还记得，她拿出一个装鸡蛋的盘子，里面盛着五个鸡蛋……
“我和奥丽雅战前的理想是当医生，可是后来我们谁都没当。我们不需要经过任何考核，就可以去学医，我们前线回来的人有这种权利。可是人们的苦难，人们的死亡，我们见得太多了。一想到我们又要目睹那些情形，就已经受不了了……甚至过了三十年，我还劝阻女儿不要报考医学院，虽然她很想报考……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接着说：
“我对战争中最后那几天记得最清楚。那天，我们正骑马行军，忽然不知从哪儿传来了音乐的声音，是小提琴独奏……在我的感觉里，战争就是这天结束的，而不是在胜利日，尽管那天所有的人都狂欢着朝天鸣枪，互相拥抱，亲吻。而我认为是听到小提琴独奏的那一天。两个星期后，人们才开始谈论德国人的投降和我们的胜利。那天突然出现了音乐，真象是神话故事。我就象大梦初醒似的……
“我们大家都认为，经历过战争，经过如比严酷的人间浩劫和滔滔血泪，生活将变得格外美好。我们还以为，所有的人都会变得非常善良、彼比相爱……因为大家都受过那样深重的灾难。正是这大灾大难才使我们成为兄弟姐妹，情同手足！我们朝思暮想的就是这一天——胜利日。这一天也确实是美好的，甚至连大自然都感受到了人类的内心情绪。可是人们呢？当我如今看到一些恶人，看到一些专为自己谋私利的个人主义者时，真弄不懂：这些现象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怎么出现的？
“我老是记着那小提琴的乐声，那轻柔的悠悠琴声，就象孩子的声音。我那时的感觉，真仿佛我刚从沉重的梦魇中醒来一样。和平多么美好人类多么可爱就在那时，我才第一次想到了未来。我们大家都忽然兴致勃勃地谈起以后的事来了我们谈起了爱情，大家都渴望恋爱。虽然我们经过了严酷的战争，但我们大家都会生出美丽的孩子……这才是最重要的。’我和科尔日姐妹俩道了别，离开了她家。在我的公文包里；带走了“又一个战争”。轻盈而略为干枯的树叶给燥热的柏油马路带来了秋天的气息。在路边砂地上，一群孩子和一些胆大的家雀在一起玩耍，几个既不象城里人又不象乡下人的老太太沐浴着秋阳。我带着舒畅的心情注视着宁静安详的天空下这个我所熟悉的世界的每一点细微之处。
我知道，到了明天，我又要拿起电话，同那陌生的声音交谈，约定新的会面了。而今天一回到自己的住宅，我又会产生那种想法：我的录音机简直就象一件刑具，上面缠绕着关于战争的痛不欲生、无穷无尽的回忆。我已经无力按下录音机的“停职”键，无法道歉，也无法拒绝了，我脑海里承受的内容太多、太多了。
我唯一能够做的，恐怕就是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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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9章 “我们没有打过枪……”
无论我到什么地方，总会有一些热情而无私的人们主动跑来帮忙。一些老战友、邻居和同事经常在电话里或信上通知我，或者直接跑到编辑部来找我：“请把这个有趣的人物介绍给大家吧。”“快去采访一下这位妇女吧。”“听说您在寻访，我想悄悄告诉您一个地址。”
把他们联系在一块儿的是一个热烈的信念，那就是再现过去岁月的真实，它是战争见证人和直接参战者的财富。是的，关于战争，正在写和将要写的内容太多了，而且这些参战者的见证是不会重复的。他们的记忆中保存着数十个片断、细节和详尽的感受，都不能由他人杜撰和臆造。所有这一切或是来自讲述者的亲身经历，或是她本人亲眼所见。回忆和筛选这些细节——本身便是一种才能。我真想宣称，这是女人记忆的特征。女人们是用独特方式观察，也是用独特方式记忆的。
请看以下三个小故事：
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季尼娜（列兵，炊事员）说：
“战争前我过得很幸福，待在爸爸妈妈身边。我爸爸是从苏芬战场上回来的，少了一个手指头，我总问他：‘爸爸，为什么会有战争？’“战争很快就来临了，我还没怎么长大呢。明斯克居民开始疏散。我们被送到了萨拉托夫。我在那儿的集体农庄干活儿。有一次，村苏维埃主席把我叫了去。
“‘小姑娘，我一直在考虑你的事儿。’
‘我很奇怪：
“‘您考虑我什么事儿呀，大叔？’
“‘还不是这该死的小村子都得怪这该死的小村子……’“我站在那儿莫名其妙。他又说：
“‘上面来了一个文件，要我们出两个人上前线。我没有人可派，本来想自己去，可是又放不下这倒楣的小村子。又不能派你去：你是疏散来的。也许，你还是能去的吧？我这儿有两个小姑娘；你和玛丽亚·乌特金娜。’“玛丽亚是个成熟的高个子姑娘，而我呢？又瘦又小……
“‘你能去吗？’主席又问。
“‘能发给我一副绑腿吗？’我反问。
“那时我们浑身衣服都烂了，我们就是想领到一些用品
“‘你真是个好姑娘，到了部队会发给你一双皮鞋穿的。’“于是我同意了。
“……我们从军列下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