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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又开始了……在塞弗斯克城下，德国人每天要向我们攻击七、八次。这一天我又救下了五十七名伤员，连同他们的武器。我向最后一名伤员爬去，他的一条胳膊完全被打烂了，需要赶紧截去胳膊并包扎好，否则就无法抢救了。可我没有刀子又没有剪子，挎在腰上的急救包晃来晃去，里面的器械早巳掉光了。怎么办？于是，我用牙齿把伤员的烂胳膊啃了下来，马上包扎……我一边包扎，那伤员还在催促：‘护士，快点呀，我还要打仗呢……’他还是个急性子……
“在这次战斗中，当敌人的坦克向我们进攻时，有两个人胆怯了。结果好多战友被打死了，我背到弹坑里的伤员也被敌人抓住了。本应该有一辆救护车来救他们……主要是那两个人一害怕，大家都慌了。散兵线动摇了，后退了，把伤员丢下不管了。后来我们回到伤员那儿，见有的人被剜去了眼睛，有的人被剖开了肚子。法西斯对我们的伤员也这么狠毒……
“我耳闻目睹了这副惨景后，昏迷了一整夜。早晨，全营整队集合，两个胆小鬼被押了出来，站在队列前。大家都认为应该枪毙他们。得有七个人来处决他们……但只有三个人走出队列，其余的人仍然站着不动。我端着冲锋枪走出队列。我一走出来，所有的人都紧跟着走了出来……决不能饶恕这两个孬种，就因为他们，那么多勇敢的小伙子牺牲了，最优秀的战士牺牲了……
“当时有个侦察连长爱上了我。他常常让他的士兵给我送纸条来。我只同他谈过一次，对他说：‘不行。我爱着另一个人，虽然他早已不在人世了。’他走到我跟前，靠得非常近，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看了一会儿，扭头走开了。迎面是枪林弹雨，可是他走路连腰也不弯……
“后来，我军已经达到了乌克兰。我们解放了一个集镇。我想：‘散散步去吧，看看光景。’天气晴朗：农舍都是雪白颜色，村后是一片新坟，……那儿安葬着为解放该镇而牺牲的同志。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身不由己地被吸引了过去。每座坟头上都有一块碑，上面有死者的相片和姓名。……蓦地，我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就是那位向我求过爱的侦察连长，他的名字，叫……
“我不知所措。太残忍了正好在这时，他的部下，连里的一群小伙子来给他上坟。他们都认识我，因为他们都给我送过纸条。可现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理睬我，好象根本就没我这个人似的。第二次我又遇到他们时，依稀觉得，他们好象不能容忍我还活着，巴不得我死。当然，这是我的感觉……
“我从战场上回来，大病了一场。时间很长，转了好多家医院就医。最后遇见一位老教授，治好了我的病。他说，如果我是十八、九岁上前线，体质可能还强一些。而我参军时只有十六岁，这么小的年龄，身子当然伤得厉害。
“‘用药，这固然是一个方面，’他对我说，‘能治一治你的病。但是，如果你想彻底恢复健康，生活下去，那么我唯一的劝告是：你应该嫁人，尽量多生孩子。只有这样才能拯救您。每生一次孩子，你就会得到一次脱胎换骨……’”
“您那时多大年龄？”
“我从战场上回来时，刚二十岁。不过，当时我根本没考虑嫁人。”
“为什么？”
“我觉得自己非常疲劳。也比自己的同龄人大得多，简直是个老太太了。女友们都在跳舞、开心，而我却做不到。我已经用另一种目光来看待生活了。尽管从外表上看不出什么来，不少年轻小伙子还来追求我，可是我的心灵已经疲惫了。我所经受的东西，就是男人也不是个个都能经受得住。……手术帐篷，简直就是专门堆放断胳膊断腿的地方……有一次，一个年轻军官和我一块儿走进手术帐篷，想让我给他包扎一下伤口。可是一开门，往里面一看——他呀地叫了一声……吓得昏倒在地上。男人也忍受不了啊……
“塞弗斯克城下战火纷飞……我给您讲过我是怎样在一天里背回五十七个伤员的。我现在还保存着一份战地小报，上面写着这段事儿，写的是我和我们第三十七近卫师一八O步兵团第一连的事迹。多么残酷的战斗，多么紧张，仿佛耳朵都往外流血似的。每天清晨醒来，就象刚生过一场大病……”
“您后来嫁人了吗？”
“嫁人了。我还养了五个儿子。现在已经有孙子了，而且我还成了一个蛮不错的母亲和蛮不错的奶奶。可我刚从战场回来的那会儿，以为自己已经没有能力生儿育女了。
“如今回想这一切时，我觉得，那已经不是我了，而好象是另一个姑娘……”
我心中交织着各种各样的感情：敬佩和困惑，惊诧和疑虑，还有痛苦和同情。这些感情驱使我更加仔细地端详这张面孔，更为认真地倾听这一声音，我深深思考着，同时生活在昨天和今天两个时代的她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女性？她们的经历，我们只不过是听到而已。但了解是十分必要的也许，有些东西已经无法知道，而只能是一种愿望罢了，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伟大的托尔斯泰，他也同样产生过这种感情，但马上又对它予以指责：“当你们猛地打开大门时，只见四、五十个截肢者和重伤员横七竖八，只有几个躺在床铺上，大部分都睡在地板上，那景象和气味突然使你们毛骨悚然。不过，不要相信这种使你们停在大门口的感觉——这是卑懦的情感……”
我们所要怜悯的，不是承受着这些痛苦记忆的她们，而应该是我们自己，而要想真正地爱护自己，就不该拒绝对这些残忍的了解。应当与前辈们共同分担，以全副身心去承担自己的那部分。况且，这是文献，是不刊之论，这是她们用鲜血写成的，用全部生命，在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年的白纸上写成的……
第08章 “我现在还记得这双眼睛……”
我在明斯克居住的那条大街，是用苏联英雄瓦西里·扎哈罗维奇·科尔日的名字命名的。他参加过国内战争，又是西班牙战争的英雄，伟大卫国战争中著名的游击队领导人。今天，我是怀着崭新的感受走在这条街上的：我从书本和电影上早巳十分熟悉的、在信封和电报纸上习以为常地写过无数次的这个名字，突然间失去了它原先具有的神秘感，代之而起的是活生生的人的具体性。
乘了半个钟头电车，我赶到市区的另一头，去看望他的女儿们。
他的小女儿给我开门。她叫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那宽宽的黑眉毛和直率坦诚的目光，一如她照片上的父亲。
“请进吧，我们正等着您呢……奥丽雅今天早晨才从莫斯科赶来。我们的妈妈住在我这里。”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在卢蒙巴各民族友谊大学任教。她坦率地承认，离开故乡很觉寂寞，但又不能经常回来：家庭、工作——都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尤其是住在大城市里。不久前孙子又出世了，要操劳的事儿更多了。一个“有工作的奶奶”真不好当。
“回忆？最好是别去想，到时候欲罢不能，难以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战争岁月离得愈远，就愈是可怕，而不是相反。
她们两人，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和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都曾在骑兵连里当过卫生指导员。在她们父亲的镶在沉重的老式镜框里的大幅照片下面，我记下了她们的故事。
旁边座着她们的母亲，菲奥多西雅·阿列克赛耶夫娜。她一会儿看看照片，一会儿看看女儿们。
“敌人轰炸我们这儿时，到处是一片火海。政府安排我们往后方疏散……我们跋涉了很长时间，才走到斯大林格勒。妇女儿童往后方去，男人则迎头向前方赶。康拜因司机，拖拉机司机，都开上了前线。我记得有一次，一辆一吨半卡车上装满了这些司机，其中一个人在车上站了起来，冲着我们喊：‘母亲们，姐妹们！你们到后方去吧，多打些粮食，支援我们打败敌人！’这时，全车的人都摘下自己的帽子，向我们致意。而我们出来时唯一来得及带着的，就是我们的孩子。于是我们就把孩子举起来，有人捧在手上，有人抱在胳膊里。那人还在朝我们喊着：‘母亲们，姐妹们！你们到后方去吧，多打些粮食……’”菲奥多西雅·阿列克赛耶夫娜又谈起她的女儿们来：“要是我们留在家乡，她们就会上前线去参战，那我实在放心不下，所以我们还是跟别的人一道疏散吧。苦也苦在一起……”
这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