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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未遂案例在西方更甚于上述情况。
当然,这种可怕的统计数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诸如失业、贫困、种族歧视、社会不公正这样一些不良社会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存在。但有的自杀则是由于心理因素、过渡年龄期特有的困难造成的,教师对此应当有所了解。
“自我的发现”
总是伴有正反两种情绪。
在儿童口头创作中有一种所谓“吓人的故事”
,孩子们讲述这种故事时,一方面使自己产生恐惧,一方面又学习消除这种恐惧。那么在对待死的态度上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呢?轻生的欲念是不是一种企图用离开人世的方式克服人生困难的幻想呢?心理实验曾多次发现,挫折会使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从死亡中求得解脱的念头。在青春期这个年龄阶段,这种现象并不罕见。
美国学者基尔①研究了200个作者的青春期自传和日记,发现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作者比较认真地思考过自杀的可能,有些作者则试图实现这种可能。他们当中有各种类型的人,如歌德和罗曼。罗兰,拿破仑和穆勒,托马斯。曼和甘地,屠格涅夫和高尔基……
对于多数人来说,即使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也会迅速消失。但也有很顽固的个人定势,一种不摆脱一切困境(直至
①基尔,N。
:《青春期的一般经验》,波士顿,196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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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困境)就绝不罢休的意向。
德国作家赫塞所精采刻画过的那一类型自杀者,不仅有真正自寻短见、结束了自己生命的人,而且还包括那种虽然活着但却惶惶然不可终日的人。这种人只不过是“总觉得自己(无论是否有根据)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孤立无援,举目无亲……他觉得自己孑然一身,如临悬崖,只消从外部轻轻一推或内心稍一松驰,就会跌入深渊。这种类型的人,其命运都有一个特点,即自杀是他们最可能的死亡方式,至少他们是这样想的。
这种在青春期产生而一直保持终生的情绪,其产生原因并不在于缺少生命力,恰恰相反,‘自杀者’中间不乏坚苦卓绝、孜孜不倦且又勇敢无畏之辈。“但是,每一种震动都会使他们产生离开人世以求解脱的念头。荒原之狼哈利①就是如此。
“可以在随便什么时候死去的念头,对他来说不单单是充满青春哀愁的胡思乱想。不,他从这种念头中寻求着支持和慰藉……每一种震动,每一种痛苦,生活中的每一种逆境都会使他立即产生以死来摆脱它们的欲念。”
②
生的形象和生的意识离不开死的形象和对生的清算,而这种清算过程恰恰是从青年期开始的。
“自我确定”
、“寻找自我”
、“发现自我”这些词语听起来带有内省的个人主义色彩。似乎整个这一寻找过程都是内向的和具有纯主观倾向的。这一过程尽管很隐秘,但其内涵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世界观意义,后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趋
①德国作家赫塞(187—1962)的小说《荒原之狼》的主人公。——译者②《赫塞选集》,第249、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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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
青少年年龄期自我意识的发展始于对自己的“现时自我”品质的体察,始于对自己身体、仪容、品行和能力的评价,而所依据的标准却是往往模糊不清、不切实际的平均数。
这会使少年因为自己不合乎心目中的“标准”
而深感苦恼,尽管这种差距有的属实,有的纯系子虚。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性品质会逐渐升居首位,个体会从这种社会性品质中看到自己未来的潜在可能。
“寻找自我”
是社会的和伦理的自我确定的同义语,这种自我确定的核心则是劳动领域即职业的选择。社会主义国家为便于中学生选定职业,使他们参加劳动实践,采取了许多措施。这是我国正在进行的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改革的主要方向。但无论实行何种社会措施,职业选择终归是一件具有深刻个体性的和复杂的事。
首先,任何自我确定同时也就是自我限定。学生在职业方面还是一个未知数,一种潜在力。
他可能成为一名钳工、医生或宇航员。专业的选择使他成为一种特定的人,为他规定了实际施展才能的活动领域。但这又意味着他放弃许多其它活动。
从一定意义上说,职业的自我确定早在儿童游戏中就开始了。
孩子在游戏中“试演”了各种职业角色并且“表演”了与各种职业角色相关的行为的个别要素。游戏逐渐被少年的幻想取而代之,这时,他常常把自己虚构成从事某种职业的人。随后是职业预选时期,对各种职业进行筛选和评价,其出发点时而是个人兴趣(“我喜欢历史小说,我就当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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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吧。“)
,时而是自己的能力(“我的数学成绩好,要不要搞数学呢?”)
,时而又是某种比较一般的价值系统(“我愿意救死扶伤,就当医生吧。”或者“我想多赚钱,哪种职业符合这条要求呢?”)。
当然,兴趣、能力和价值观在每个选择阶段都有所表现,尽管也许并不那么明确。但认识比较概括的价值取向,无论是社会价值取向(对某种职业的社会价值的认识)还是个人价值取向(对个体自身要求的认识)
,都比认识较局部的、既界限分明又相互联系的兴趣和能力要晚些。
人生意义问题是个人最概括的、最富哲理的思考形式。
正如奥布霍夫斯基强调指出的那样,把自己的一生作为一个具有一定方向、循序性和内容的完整过程,而不是作为一系列偶然的、互不相干的事件来加以思考,这是最重要的取向需要之一。
人生意义问题的产生,一向是某种不满足的征兆。一个人如果把整个身心都献给某种事业,他是不会问自己这种事业有什么意义的。反思和对价值进行批判性的再评价,通常都是因为在活动或与他人交往中出现了间歇、“真空”所致。
正因为这个问题原本是一个实践问题,所以只有活动才能对它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然而,自我分析并不单单是必须尽快通过参加随便某种活动加以摆脱的那种冲突情境的功能。
社会性自我确定就是确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这种自我确定与其说是个人内部方面的,毋宁说是个人外部方面的。但如果不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预先作出评价,就无法回答要想成为一个什么人和从事哪一种事业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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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期反思的主要困难在于怎样做到马卡连柯所谓的近景和远景正确结合。近景就是眼前的、今天和明天的活动及其目的,远景则是长期的生活计划,既包括个人的,也包括社会的。
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谈何容易。
青年人喜欢幻想遥远的未来,同时又急于求成,希望立即满足自己的愿望。能否延缓直接的满足,能否为了将来而从事劳动,这是道德心理方面是否成熟的一个主要标志。
个人的时间远景随着年龄的增长不仅日益深远,而且日益宽阔:儿童期描写未来通常主要描述自己的个人远景,青年期回答这个问题总是积极讨论社会问题、世界问题。
区分可能和愿望的能力也随着年龄而增长。
然而15岁至16岁毕竟还缺少“现实主义”
,这也表现在生活计划的特点上。
一方面,生活计划是个人为自己规定的局部目标概括和放大的结果,是价值取向(它统率局部的、暂时的志愿)的稳定核心,是个人动机整合和分级的结果。另一方面,这又是目的和动机具体化和区分化的结果。
由无所不能的幻想、抽象的理想、往往是明知不可企及的形象逐渐形成比较现实的、切合实际的活动计划。
生活计划既是社会现象,又是伦理现象。做什么人(职业的自我确定)和做怎样的人(道德的自我确定)
,这两个问题在少年发育阶段原本是不加区分的。少年往往把一些极其模糊的、与他们的实际活动毫不沾边的目标和理想叫做生活计划。他们试图提早预见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