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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的声音在报告厅内回荡：
“我是一个真诚、善良、正直、博大的平凡而能超越于平凡之上的真正的人……”
一句刚完，便有笑声——讥讽的笑声，开始响起……
“我将用我的热血、生命和灵魂奉献给整个的人类和整个的世界。我将以毕生的力量去推动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我将和千千万万执著于正义和真理的人们一起，创造伟大而光荣的人类历史。世界将因了我和全人类共同的努力而充满和谐、高尚、理想和光明。”
在余秋雨的朗读中，台下的笑声越来越响。
天之骄子们的笑声，像刀子一样扎进了我的心房——他们，太年轻了！
“余教授：
上面是我三年前人亡家破的时候写下的《我的梦想》，请问您：
一、 这个“梦想”是否太过狂妄？
二、 它有没有实现的可能？”
念完我的纸条后，余秋雨停顿了一下，而后，报告厅里回荡起他沉缓而严肃的声音：
我认为丝毫不狂妄……这是一种很好的使命感，丝毫没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狂妄与野心……同时，这也是一种极好的自我拯救方法……我不知道作者经历过怎样的不幸，但是，我非常钦佩！
余秋雨说的远不止这几句，但是，我只记住了这几句。
我用手捂住了双眼，捂住了怕被别人看到的咸涩的泪水……
新的一幕开始了。
我已经身在北大。
一切，那么自然而真实。
我，已经上场了……
爸、妈、哥：
你们可以放心了，我会好好地报答你们，报答你们，报答你们……
在那个阳光热烈的春日下午，在北大，我在笔记本上留下了这样两段百感交集的文字。
几天卖下来，我并没有赚到一分钱
然而，再好的“使命感”和“自我拯救方法”，并不能解决我的肚子问题。
在多方找工作无果之后，我改变了思路，决定尝试一下卖花。
在街边路头，我经常看见一些卖花人摆了一些鲜花叫卖，我想，他们一定能赚一点钱，否则不会有这么多人这么卖。
在宿舍里的一次聊天，舍友兼老乡刘朝助忽然问我，沙漠舟你怎么不找工作了？
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5）
我说，我倒是想卖花，可是没本钱……
你咋不上说呢？说着，朝助掏出200元钱，递给我。
这钱你先拿去批一点花来，卖卖看，不够的话我再给你想办法……
朝助的这一举动，大大出乎我的意料，面对这200元钱，我简直有点手足无措——第一是根本没想到朝助可能帮助我，第二是他刚辞了工作，准备专心自考，也需要用钱……
朝助在此后的艰难岁月中，还多次从自己不多的收入中，拿出钱来资助我。
和他的表兄吕清一样，朝助根本就是一种无私的付出，因为连我自己都清楚：那钱，我没有能力还。
助人一次容易，第二次就难了，更何况三次、四次……
这是一个愈来愈冷漠的人间，而我，却一次又一次地际遇了温暖。
听说我要卖花，一位女孩把她老乡留下的一辆旧自行车送给我，作为“运输工具”。
我买了喷水壶、塑料桶等工具，到马甸鲜花市场批了百合、玫瑰等，当起了“卖花郎”。
然而，几天卖下来，我并没有赚到一分钱。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在你动手之前是一回事，在你动手后又是另一回事。
我先后换了好几个地点，都让我大失所望。
倒是地下室有几个同情或敬佩我这个“武大郎”的，见我白天没卖多少，晚上都来照顾我的生意，把我卖不出的快枯萎的鲜花买去送给自己或送给女友。
这样的“义举”让我感动，也让我不安。
后来，我在外面卖不完的鲜花，要么赔本卖掉，要么，干脆送给问了价钱又不想买的过路人。
最后一次去批发鲜花回来的路上，一辆的士开到我前面，停在路边。
我骑车从车旁过去时，后车门突然被乘客推开，“怦”的一声，我自行车后架一侧挂着的塑料桶被车门一挡。
重重地掉在了地上，百合和玫瑰撤落一地。
我下了车。司机探出头，见我人没事，就开车走了。
那位乘客帮我一块把部分没摔坏的花拾起来——只剩下一半是好花了。
塑料桶也裂了。
那中年乘客要赔我20元钱，我犹豫了片刻，没好气地说了声“算了，也不能全怪你”，没有要他的钱。
这批花没卖就注定了亏本的命运。
这次以后，我“金盆洗手”，停止了卖花的行当。
卖花亏了几十块钱，剩下的一百多块本钱，我没有还给朝助，而是用来吃饭——否则，我又得身无分文了。
您身体这么单薄，能吃得消吗？
几天之后，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美国人的导弹给炸了，记者邵云环、许杏虎等牺牲。
这一事件震惊了整个世界。
愤怒的中国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以示抗议。
我也参加了游行，步行5个多小时，从中关村走到了朝阳区的美英驻华使馆所在地。
我写下了洋溢着民族主义和爱国激情的诗歌《中国人，不可战胜的人》，并在大学生为无辜遇害的三位烈士设置的灵堂前焚烧了它。
这一事件，是中国人的悲哀，也是美国人的悲哀，因为它激起了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仇恨。
一时间，报纸火得不行。
一天， 吕清来找我，说他的两个小老乡批了不少报纸，怕卖不完，叫我去帮忙卖一下。
我帮着卖了一个下午，竟然卖了好几十份。
吕清的老乡只拿了批发报纸的本钱，把我的卖报所得硬塞给了我。
我也就这样帮着他们卖了几天，每天都能挣上个十块八块的。
后来，随着“使馆被炸”事件的渐趋平息，报纸的销量也大为下降，吕清的两个老乡停止了卖报。
这却给了我启发：我为什么不靠卖报活下去呢？
我找到《北京晨报》海淀区学院路发行站，成了一名发行员。
第二天早晨5点，我就起床，骑上自行车，到发行站领报纸。
一位也在领报的发行员，是个人高马大的女同志，见我个矮背驼的残疾样，诧异地问：
哟，您身体这么单薄，能吃得消吗？
试试看吧。我笑着回答。
我驮着40份《北京晨报》，骑了半个小时，到了我预先看好的一个地点——紧邻圆明园的福缘门村路口的一个公交站点。
这个站点当时的站名是“北京大学”，其实离北大西门还有一站地，所以后来改为“颐和园路东口”。
当时，我还不知道，沿着福缘门路口进去，里面那个人口混杂的村落——福缘门村，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名扬中外的“圆明园艺术村”。
而我更没想到，以后我竟会和这个小村庄结下不解之缘。
在这块“地盘”卖了三天还是四天吧，效果并不理想，有时能卖完，有时卖不完，有一天还剩下了10几份。
40份报纸、进行3角5一份，卖5角一份，40份全部卖完能赚6元钱，卖不完则可能只赚一两块钱甚至亏本。
为了寻找好的地点，我不断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换到圆明园公交站点，卖了两天，销量还是上不去。
又改到清华大学南门。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早上自己吃完一碗豆腐脑之后，又买了两个馒头，揣在口袋时，预备当午饭。
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6）
进出清华大学南门的人不少，在门口上下公交的人也很多，却没有多少人买我的报纸。
一个上午下来，只卖出二三十份。
快到下午1点时，才感到肚子饿，掏出馒头（已经有点硬了），就着带去的自来水啃了起来。
只啃了一个，我就完成了“午餐仪式”——另一个，我怎么也没胃口吃它了。
可能是饿过劲了吧，我想。
两三点的时候，我实在困极了，一屁股坐在路边的铁栏杆上，脑袋搁在自行车后架的报纸上，呼呼地大睡起来……
路上喧闹的人流和车流，与我仿若另一个世界……
后来，我又换到中关村……
七八天卖下来，我几乎没赚什么钱。
一天，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我的人和报纸都淋湿了。
我又冷又饿，沮丧地往回骑着车子，经过一座小桥时，我停下来，手扶桥栏，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扭头看了看后座没卖出的一摞湿报纸，手下意识地想去解绳子——我真想，把那些报纸全扔到桥下去！
这样的日子，我完全是硬咬着牙支撑了下来
发行站站长张颐芳大姐见我卖的不理想，便为我安排了一个“黄金地段”——清华园双清路口。
这个路口原来是一个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