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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器官并不存在，所谓完美只是我们冻结时间的一句赞叹语或礼貌话。这样一种恢复了时间流动显现出其层次、万事万物皆“完美中”或“死亡中”，得一物一物检视、猜测的世界图像，所支撑起来对人类文明作为“一个”小说目标的思索，是卡尔维诺式的，也是朱天文小说逐渐水落石出的模样。
我个人不止一回惊讶到朱天文和卡尔维诺的相似，有机性的相似或者说逐渐的趋近叠合（以某种“同功演化”的方式，意即以不同生物材料、不同演化路径的趋同，像鸟和昆虫的翅膀），尤其在书写世界里一些特殊的、并不容易那样的地方。我说的首先是，他们绝对有太足够的聪明、敏锐和挪移翻转文字语言的技艺，看穿眼前世界遍在的庸俗、虚伪、粗暴和愚昧，却奇怪的几乎不讥诮不嘲弄，就连顺手的、已送到眼前的都一一轻轻放过柳暗花明，背反着书写者“聪明／讽刺”的最基本正比关系。这一点依我个人看已近乎奇观了（别想托尔斯泰、纳博科夫、葛林或昆德拉这样的人，想想温文如契诃夫或博尔赫斯这样的人），但更特殊的毋宁是，这样温和有礼且富同情心，他们的小说却有一种奇异的冰冷，其温度不相称且远低于书写者自身的人格心性。我们读小说的人很容易心生赞叹，但很难感受到自己的心事被触及、自己难以言喻的处境被说出来，得到慰藉，遑论仗义执言。这种就差这么一点点的感觉其实是挺失落的，我们并肩站在同一个生命现场，看着眼前一样的人和事物，我们才要开口交谈，却发现他们的心思已滑了开去，已飞到了远方某处，用卡尔维诺自己的话说是，“因为我不热衷于漫无目标的游荡，我宁可说，我偏向把自己托付给那直线，寄望那条线延伸到无穷，使我变得遥不可及。我宁愿详尽计算我飞行的轨道，期望自己能像箭矢一样的飞射出去，消失在地平线上。”
在小说诸多的可能“用途”上（其实是可共容的），他们不用之为克敌制胜的武器（比方昆德拉），不作为融解个人独特经验硬块的故事传递（如本雅明语），它较专注地、线条清冷地使用于认识。
由此，从最细琐最贴身的视觉经验现场123。就直达宇宙、文明、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云云，时间的样态无可避免地彻彻底底变了，它易为某种历史时间（以百、千计）、文明时间（以万计），乃至于演化时间（以亿计）。这里，马上暴现开来的便是书写者本人以及所有人生年不满百的狼狈滑稽生物原形；跟着，所谓的变动、进步、可能性以及结果都在不同的时间丈量尺度下改变了感受及其意义，并直指一种深刻的、极富内容的虚无（如卡尔维诺自问的，“渊博”和“虚无”是否已混成一体？）。冥思遂成为必然的，或甚至是人惟一可能的应对方式，只因为以日和月计算的个人行动太不相衬于以亿万年计算的时间，鹊桥俯视，人世微波，人最乐观、最有效乃至于最爆发的行动成果预期，只能水花般泯灭于此一时间大海之中，成为哈姆雷特式的悲伤。也因此，卡尔维诺和朱天文一样宛如大隐的生活方式，还有他们不约而同的沉静寡言已届失语边缘（《巫言》中朱天文写自己奋起出门见哈金那一段，和《帕洛玛先生》末章《帕洛玛先生的沉默》，尤其是其中《3。3。2。宇宙是面镜子》那节几乎如出一辙，相互解说，亦一样辛酸），除了恬静不争的修养和个人生活选择之外，极可能还有着硬碰硬的认识基础、有不得不耳的成分。
这样的书写目标，这样的冥思进行，其实很容易让人变得残忍——我说的倒不是本来就铁石心肠如鱼得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者流，而是由同情由义愤开始、最终却敌视人道主义的人。然而，素朴的人道主义和大时间结论的天地不仁云云并非完全不可共容，即使以某种矛盾的、道理不容易说清楚的方式并存，人的确确实实感受不必因为某种理性逻辑的判定无效而取消它。这一点，杵在实体世界、真人真事世界的小说家总是远比抽象真理的思维者要强韧也要谦逊自省，事实上还更深奥（矛盾并陈是事物深奥的必要表征，相对来说，所谓的“真理”总是简单的，一句话就可说完，也直线般一眼就能洞穿）。
理智上晓得无力及远的义愤和同情，遂以某种不追究其成果、某种日复一日的生活实践的形式保留下来，如每天都得做的洒扫清理工作，如朱天文在《巫言》中说马修·史卡德的戒酒一天就是一天，清醒一天就是一天，还有她欲说还休引用的古诗，怜取当下，“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
无论如何，这样典雅的、节制的、知性的低温，并不真的是无情，内行的、细心的读者仍看得出，如内行的、细心的厄普代克说，卡尔维诺最温暖、最明亮，卡尔维诺对人类的真实，有着最多样、最仁慈的好奇。
我没说这样的怀疑、这样的矛盾并陈是容易的，事实上这的确有作茧自缚的味道，是小说树立过大野心目标的代价。《巫言》中最动人的篇章，我以为是重回父亲死亡的那一段，现实时间来说这是足足耽搁了十年的书写，对于一位如此独特的、意义深远的亲人离去（父亲、朋友、同业、启蒙者、家的创建者等等），不是那样直接的情感相悲恸不在或说这才想起，而是当你要想清楚它乃至于说出它来时，总发现它消融于你所知道无时无处不有的、数字无限的，以至于已是某种日出日落生命规则的死亡大海之中，它的独特性何在呢？你要如何不损伤它同时又合理地安置它并说出它来？最后，朱天文借助的是一本偶然发现的，“砖头厚，猩猩绿书皮”，父亲最后看的一本书《细胞转型》。
在这本罗森伯医生探索癌症之谜的科学著作中，朱天文循着父亲的脚迹如小心翼翼闯入了他最后的梦境中，看到了父亲仍恪守着这一生阅读书写习惯、恪守着自身职业伦理地校正着书中的每一处错字错植乃至于标点符号（朱天文朱天心都公开讲过，从小父亲读她们小说原稿时惟一做的就是铅笔错字校订，并温柔地以狗耳折页标示出来方便找到），而朱天文同时也细心看出来，这些校订的笔迹黑、红、蓝各色并陈，背反了她再熟悉不过父亲总一支笔用到涓滴不剩的节俭洁净习惯，这既复原了当时父亲的路线行踪（“在客厅沙发老窝，在赴岛南文艺营凤凰木正火红的长途火车上。在医院病床，在回诊的候诊室一廊屋病患和家属好似仓皇转运站不知会给发落到哪里。”），也悲伤地暴现了渗透于如此精神奕奕心志中的衰弱失魂（“我如闻其声老爹啧啧自咒因为转眼笔又不见了在找笔，那些围在老窝四周的日用小物件简直像长了脚，刚刚还在，这会儿怎么也找不到了。老爹大悟告诉我们，人老了咕叽咕叽个不停，原来都是在咒骂自己，忘性，手脚不灵光，脑不听使唤往东却走了西。我不敢相信我遇见的，可书页最后名词索引，‘Prognosis，预后：疾疾的期望后果’，疾疾，校正为疾病，老爹的字仍然精神饱满。”）——父亲面对的究竟是自身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