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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任，这又不能不说是君主政体了。
（四）君主政体的第四属是史诗（英雄）时代的王制：它根据成法，其统治符合于臣民的公意，王位则由父祖遗传于子孙。王室的始祖都由军事技术（战功）起家，或团结一族的人民而创立了城市，或开疆拓土，为公众树立了不朽的勋业；于是大家共戴为君王而且议定了传统的世袭制度。这种王室具有［三项］统治的权位：战时为统帅；祭时为主祭，除另有祭司职掌的宗教事务外，他们主管着氏族的祀典；遇有法律上的争端也由他们作最后的判决。他们断案前，有时先行宣誓，有时不必宣誓①；举行宣誓时，他们就举起他们的王杖。
在古昔，他们执掌着总概一切的永久权力，包括城市、乡郊以及同外邦来往等各种重大事件；后来逐渐改变。他们放弃了某些特权，人民又从而争取了另些法权；王权经历代削弱，迄于今日，大多数王室［已成虚位，］只能主持一邦的传统祭仪而已②。
若干邦内虽说还有真王，也仅仅在出征国外时还保留着军事指挥的权力。
这里已叙述了四个种属的君主政体——第一，史诗时代的古制，王位由人民所公推，而权能限于领军、主祭和裁断法案。第二，蛮族君王出于世袭，虽说凭成法进行统治，但具有专制的权力。第三，所谓民选总裁，只能算是一种公推
①斯巴达两王每月在监察院的监察们前宣誓一次（色诺芬：《拉根尼共和国》ｘｖ
７）。不要求诸王先行宣誓而后断案为王权较高的征象。
②王权逐渐削弱的实例，见于本书者，有卷七行的谟洛修王室和２６行的斯巴达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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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僭主。
以及第四，斯巴达式的诸王，他们是世袭的统帅，终身握有军事指挥的权力①。
如上所述，君主政体这四式是各不相同的。
（五）
君主政体还有第五属［这和上述四属全不相同］，是具有绝对权力的君主②，由他一人代表整个氏族或整个城市，全权统治全体人民的公务；这种形式犹如家长对于家庭的管理。家务管理原来可以说是家庭中的王政，反过来说，这种君主政体也就是一城邦或一民族或若干民族的家务管理③。
章十五 在君主政体的这五个种属之中，我们只须从详研究两个种属——末一式和拉根尼（斯巴达）式。其它三个种属的各王室大都处于这两种属之间，他们所持有的权力，总是比绝对王制（“全权君主”）为小而比斯巴达诸王为广。
［阐明了两端的种属，各个中间的种属便大体可知，］因此，我们这里的论题就可简略地提出这么两个要旨：第一论题［关于斯巴达式君主政体］是终身统帅的职权，无论是世袭或另
①说这一属有世袭和公推两种。本节总结上文，次序同前面不符。
②具有绝对权力的君主即下章所称“全权君主”。
纽曼注本卷所涉及的全权君主当指波斯王室。
③本章君主政体分类的依据为（一）是否依法成立，（二）具有统治全权或没有全权，（三）出自选举或由世袭，（四）终身或临时职位。这四项依据，亚氏未作主次之分，在所列君主政体五个种属中，这些依据参次互见。
“城邦”和“民族”的区别，参看卷五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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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规定有转换的方法①，对于城邦究属有利或无利（适宜或不适宜）。第二论题［关于全权君主］是全邦政务都由一人治理究属有利或无利（适宜或不适宜）。
第一论题实际上属于法制研究，不属于政制研究，因为任何政体中都可能设置常任的将军（统帅）职能。
［不只君主政体才专有这样的职能；］所以我们现在暂置不论②。另一种君主政体［全权君主］却真是一种政制，我们应该对此做一番理论研究，概括地考察一下同它有关的各个疑难。
我们的研究便以这样的设疑开始：由最好的一人或由最好的法律统治哪一方面较为有利③？主张君主政体较为有利的人说，法律只能订立一些通则；当国事演变的时候，法律不会发布适应各种事故的号令。任何技术，要是完全照成文的通则办事，当是愚昧的。在埃及，医师依成法处方，如果到第四日而不见疗效，他就可以改变药剂，只是他倘使在第四日以前急于改变成法，这要由他自己负责。从同样的理由
①说斯巴达王室或由“世袭”或由“选举”。这里，《贝克尔校本》、《纽曼校注本》从作“轮换”
，同“世袭”对举；《苏斯密尔校本》从作“选举”。
“轮换”包括选举或其它人事更替的方式，意义较选举或公推为广。
②以后也没有再论及此题。
③这里所提出的疑问“由最好的一人或由最好的法律统治？”
相同于拉丁成语“Ａｕｔ
ｒｅｘ
ａｕｔ
ｌｅｘ“
（王治还是法治）论题。中国旧有“人治还是法治？”亦相似。这个论题先曾屡见于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政治家篇》，《法律篇》亦曾涉及。
柏拉图轻视呆板的法律而主张由哲王治理。
但他的“哲王”
在《理想国》４７３Ｃ、Ｄ）中是多数，他立论的重点在明哲（智慧）而不在王权；他的本旨是：尚法不如尚智，尚律不如尚学。亚里士多德本章的结论，不抹杀个人才智的有利作用而稍稍偏重法律（参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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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论证，很明显，完全按照成文法律统治的政体不会是最优良的政体。但，我们也得注意到一个统治者的心中仍然是存在着通则的。而且［个人的意旨虽说可以有益于城邦］，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
法律恰正是全没有感情的；人类的本性（灵魂）便谁都难免有感情。
这里，主张君主政体的人可以接着强调个人的作用；个人虽然不免有感情用事的毛病，然而一旦遭遇通则所不能解决的特殊事例时，还得让个人较好的理智进行较好的审裁。
那么，这就的确应该让最好的（才德最高的）人为立法施令的统治者了，但在这样的一人为治的城邦中，一切政务还得以整部法律为依归，只在法律所不能包括而失其权威的问题上才可让个人运用其理智。法律所未及的问题或法律虽有所涉及而并不周详的问题确实是有的。这时候，既需要运用理智，那么应该求之于最好的一人抑或求之于全体人民？
依我们现行的制度，［凡遇有这样的情况，］人民就集合于公民大会，而尽其议事和审断的职能；人民在这里所审议而裁决的事情都是［法律所未及或未作详密规定的］特殊事例。
集会中任何个人可能都不及那才德最高的一人①。
但城邦原为许多人所合组的团体；许多人出资举办的宴会可以胜过一人独办的酒席；相似地，在许多事例上，群众比任何一人又可能作较好的裁断。又，物多者比较不易腐败。大泽水多则不朽，小池水少则易朽；多数群众也比少数人为不易腐败。
单独一人就容易因愤懑或其它任何相似的感情而失去平衡，
①以下转而涉及人民权利的旧题，重复了章十一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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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致损伤了他的判断力；但全体人民总不会同时发怒，同时错断。我们对于上述的集会，当然假定它的出席者都是自由公民，而所议事件都以法律没有周密规定者为限，所作裁决也从未有违背法律的。辩难的人也许要说，这样人数众多的集会，未必真能强使严守这样的范围吧①。
那么我们也可以另行假设一个既是好人又是好公民的群众集团，试问，这个好人集体和那一个好人相比，究竟谁易于腐败？若干好人的集体一定较不易于腐败，这不是已经很明显了么？可是辩难者还可以提出另一个反对的理由，人多了意见纷歧，就易于发生党派之争；一人为治就可以避免内讧②。对于这个理由，我们实在无须另作解答，既然我们所假设的集团都是好人，同那一个好人一样，许多好人在一起，也不致发生内讧。于是，［我们可以总结这一番论证了。
］倘使若干好人所共同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