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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发展却不能在此缩步，这就为“五四”以后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留下伏线。 因此，西学对中学的冲击，有时并非意味着问题的解决，而是转化为新的问题。
五、“五四”的回音
“五四”是另一思想高潮，它把戊戌启蒙思潮推向高峰时，也把西学的价值宣扬到顶点。 论态度，戊戌讲中西关系至多是说两者势难两立，“五四”则具有你死我活的意味。 中西对比演变为新旧之争，言西学更迭为倡西化。 但从整体上俯瞰，整个思想动向基本上承接着严复、梁启超、王国维所代表的实证、浪漫及其矛盾的格局。 下面仅就此作粗略的提示，而非“五四”问题的正面评述。新文化运动伊始，实证与浪漫的倾向并未分化、对抗。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讲“科学与人权并重”也即“赛先生”与“德先生”的先声，便显示这一点。 但陈本人最有影响的一系列道德文章，当属浪漫主义方面。 他大致承续梁启超“新民说”的工作，至多是语言风格更具气势而已。 他所特别强调的是：“伦理之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①
①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独秀文存》第４１页，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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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也讲个性解放，但其哲学倾向与严复更一致。 他不是一般地呼吁讲科学，而是同严复一样致力于科学方法介绍。胡适的老师是杜威，经他转手，实用主义思想方法在中国简化成很有宣传效果的“十字真言”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与胡适思想一脉相承的，还有稍后一点科玄论战中的科学派。 科学派把科学态度进一步提升为科学的人生观。 他们声称：“科学是凭借因果（Ｃａｕｓｕｌｉｔｙ）和齐一（Ｕｎｉｔｉｏｎｉｔｙ）两个原理构造起来的。 人生问题无论为生命之观念或生活之态度，都逃不出这个原理的金刚圈，所以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
①“依科学态度而整理思想，构造意见，以至身体力行，可以叫做科学的人生观。”
②
玄学派不认这个帐。 张君劢在引起这场风波的讲演《人生观》中，强调科学与人生观的五项区别。 它们分别是：客观与主观，分析与综合，因果律与自由意志，对象相同与人格单一等等。 老将梁启超也支持其立场，他的说法是：“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有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
③科学与人生观的对立，实质上也就是可信与可爱问题的重提。 科玄论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王国维内心紧张状态在文化背景上的复观。科玄对立不是政治立场的对立；被斥为“玄学鬼”的张
①王星拱：《科学与人生观》，第１６页。②丁文江：《科学与人生观》。
③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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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初步３９３
君劢也是自由主义者。 那么归结为文化传统的对立呢？也不尽然。 张君劢等人对宋明儒学固然有所赞扬，但其区分科学与人生观的理论方法却来自西学，包括康德、柏格森、倭铿、杜里舒等人的东西。 它有纯学理方面，如认知与价值二元化这类永恒的问题。 然而，问题在中国的提起，即实证与浪漫的分化，则是历史势态促成的，是中国思想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欧洲社会文化危机的反应。 同理，问题的解决也非纯学理的成果，而是历史实践的某种满足。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与传播。马克思主义者即唯物史观派是支持科学派的，但有自己的立场，即要求把“科学的人生观”转变为“唯物的历史观”
：“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这就是陈独秀对论战所作的总结。这套理论既有科学（讲因果）
的特征，又关注人生问题中最紧迫的生存问题，而且有更系统的变革方案，比起一般自由主义的点滴改良主张，当然更有思想魅力。一句话，唯物史观为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打下了一个历史性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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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哲学的体用之争
“体”和“用”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范畴，在近代围绕着如何对待中西文化问题又重新被提起。 我认为，体用问题的论争不仅是哲学论争，而且表现着两种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的论争。 参与这种论争的有“中体西用说”
、“西体中用说”
、“中西体用一致说”和“中西融汇说”等诸种说法。 其中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只不过是反映了洋务派借此维护封建制度之体不变的一种论调，不体现近代思想之主流。从历史上考察，魏晋时期，玄学家首倡以无为本的体用理论，王弼说：“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
①，这实质是否定事物的客观存在性。 到了宋明时期，体用问题逐渐与实际结合，朱熹把“本”或“体”释为“理”或“道”
，奠定了封建道统为体为本且永不变更的理论，实际上是为封建专制制度永恒不变作理论说明。 到了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把“体用”
关系解释为实有存在之关系，并同器变道亦变的理论结合在一起。 王夫之说：“天下用，皆其有者也。 吾从其用预知其体之有，岂待疑哉”
②，实有的体用，又表现为道器，“无器则无其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变化，器变道亦随之而变。 可见，体用关系的论争已经为“更新而趋时”的
①《老子注》第二十八章。②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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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初步５９３
社会变革作出了理论说明。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一书发刊时，首篇标题“道器”
，自是早期启蒙思想家的道器论同体用问题的直接结合。 郑说：“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 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则放卷无具”。
①郑氏认为，器包括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种格致科学，如光、化、数、天、地、电等，也包括“人学”
，是所谓“博”。
“道”则虽是包括“性命之原，通天人之故”
，但却是所谓“约”。人们必须“由博返约”
，在他看来，没有器则无从返于道，只有器无道则无所依归。 我们可以看出，郑氏具有体用一致的观点。 郑氏对南洋群岛各处进行实地考察后写的《南游日记》，就提出西方资本主义富强之本，即在于资本主义之体与用的一致性。 他说：
“余平日考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 育才于书院，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 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扦格，难臻富强。”
②
郑氏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议院”
为政体基础上，科技不过是这一政体之用。 这表明他认识到中国变法，应以“体用兼备”为出发点，这正是郑氏思想进步之实质。 由此他改造了长期以来道不变、体亦不变的观念。然而，郑氏在接触到中国实际时却自相矛盾。 他在承认
①郑观应：《盛世危言。 道器》。
《郑观应集》上册。 第２４３页。②《南游日记》，《郑观应集》上册第９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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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用兼备的同时，又公开声称：“中，体也，本也，所谓不易者，圣人之经也。 时中，用也，末也，所谓变易者，圣之权也。”
①正由于他强调了“中体西用”
，声称“圣之经”为不易，所以洋务派官僚纷纷赞同并为《盛世危言》作序。 如彭玉麟即说：“彼族之器我能制器，日新月异。”称一旦西方之器为我所用，那时“孔孟之道”也“将风行海外”
②。 可见，彭玉麟并不打算接受资本主义制度之体。而老牌改良主义者陈炽，则作出“中源西流”的附会，认为“古意之尚存于西者”
，从西学中可以窥见古意，并重振“天与我复古之机”
③。 可见，这些洋务官僚和改良主义者，都是从道不变论方面接受郑氏体用说的。张之洞的《劝学篇》，是从洋务派立场来接受、发挥郑氏体用说的代表作。 他强调说：
“近日微闻海滨洋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