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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顺序。（二） 行重知轻论朱熹为巩固封建的中央集权，重视道德修养，强调对封建道德的践履。 但朱熹既主张“知为先”
，何以又提出“行为重”？因为，一方面他认为“理”得于天而具于心，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所以，先有知而后有行；另方面他虽然强调认识封建道德伦理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还是按这种伦理道德去“行”
，从社会效果看还是“行为重”。依据是：第一，行能生知。 他说：“须要实去验而行之方知”
①，人们要知道果子的味道，“须是与他嚼破，使见滋味”
，不然的话，无法知道“里面是酸是咸，是苦是涩”
②。 这是说，对果子的认识，要在品尝果子的践行中产生；第二，行能使知深化。 朱熹说：“知
①《语类》卷三五。②《语类》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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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初步９４２
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①意为知得越明白，则行得越确实；行得越确实，则知得也越明白。 这说明知和行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他又说：“论知之与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
④就是说，人们从间接得到的知识，而未达于行动，这种知识还停留于肤浅的水平。 所以，朱熹强调“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
⑤。这表明，朱熹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行可以使知深化；第三，行是知的目的。朱熹要用封建道德伦理控制人们的思想，就要求付诸行动。他说：“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
⑥又说：“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
⑦这是说，“知”就要“行”
，而行则是知的目的；第四，行是检验知的标准。 朱熹说：“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诚不诚，只看做不做，如何真个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诚。”
⑧
这里所说的“真知”
，乃是指“心”与“理”在自身合二为一。这种“真知”
，在朱熹看来，还需通过知和行的统一来验证。比方说，在道德伦理领域内，一个人对于善是真知还是假知，要看其行不行，如果知善而不行善，则不为真知善，所以真知善，还需要行善来验证。 朱熹还引用《尚书》“知易行难”
说来佐证“行重知轻”说。 他说：“《书》曰：‘知之非艰，行
①《语类》卷六四。④⑤ 《语类》卷九。⑥《答曹元可》《文集》卷五九。⑦《答郭希吕》《文集》卷五四。⑧《语类》卷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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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惟艰‘，工夫全在行上。“
①如孔子用两天讲完的知识，而他的七十弟子花数年时间也未能做好，究其原因，知是容易的，行是困难的，所以“行重知轻”。朱熹从以上几个方面来论述“行为重”的命题，在认识史上是有价值的。（三）知行相须论朱熹曾经把知和行的关系比作眼睛和脚的关系。 他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
②“相须”
，就是相互依赖、相互联系。 有了眼睛而没有脚，人不能走路；有了脚而没有眼睛，人看不见路。所以，两者是相互依赖的。这种表述虽然过于简单，却表达了知和行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接着，朱熹又提出，知和行还存在“互发”
，即互相促进的关系：“未须理会相发，且各项做将去，若知有未至则就知上理会，行有未至则就行上理会，少间自是互发。”
①人如果不明白知行互相促进的道理，就分别去做，知未至就专注于知，行未至就专注于行，这样，过一段时间自然会达到互相促进的效果。 朱熹又把知行比作人的两足，说：“左足行则右足止，右足行则左足止。”
②知和行也是这样行进的。 这种知行过程就是由“知尚浅”向知之深发展的过程。从上可见，朱熹较全面地论述了知行关系，有许多见解发前人所未发。 但是，应该指出，朱熹这些思想是深藏在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中的。 如果我们能把这些思想从他的唯心主
①《文集》卷一三。②《语类》卷九。①② 《语类》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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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体系中剥离出来，剔除其中的糟粕，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朱熹的知行学说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
二、王守行的“知行合一”说
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说，意在补朱熹“知先行后”说之偏。 在王守仁看来，历史上曾经存在过重“行”不重“知”的现象，所以古人为“补偏救弊”
，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
，以纠正“冥行妄作”和“悬空思索”这两种割裂知行关系的倾向。 由于朱熹把知行分成两截，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方面难免闪失，于是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
说。他认为这种学说能“补偏救弊”
，从而恢复知行的本体，解决对封建道德的认识和行为的统一问题。 其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 以知为行王守仁强调用“知”来指导“行”
，知行不可分离，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 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①意为：能认识封建道德就是行的开始，行动上符合封建道德就是知的体现。 知中含行，行中含知，二者不可分离。（二）行统一于知王守仁把行看成是知的表现形式，主张行来源于知。 他说：“《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
①② 《王文成公全书》卷一《传习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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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 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 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 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
②这是说，喜欢美色，憎恶臭气，是天赋的不需学习的“良知良能”
，所以，没有向外求知求能的问题。 当人看到美色时，自然产生爱好的情感和意念；闻到恶臭时，自然产生憎恶的情感或意念。 这种情感或意念既是知也是行。 见好色与好好色，闻恶臭与恶恶臭，是同时产生的，所以知和行是合一的，不可分的，行由知决定，也就是把知和行统一于内心的活动，达到内心的直觉合一。（三）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为了进一步强调以知为行这一论断，王守仁又提出“一念发动处便是行”这一命题。 他说：“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
①“一念发动”是说人们突然间发生某一意念，王守仁认为这便是行。 这就是说，一有念头便即是行，如有“欲食之心”
、“欲行之心”
即已是食与行等行动的开始。这种观点，实质上否认了主观动机需要有一个见之于客观的转化过程，抹杀了主观和客观、知和行的界限。 他用“知行合一”取代了知行的对立统一。王守仁提出的“知行合一”说，用意是十分明确的。 他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 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
①《王文成公全书》卷三《传习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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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①这就是说，他之所以提出“知行合一”说，就是要从思想上防止违反统治者利益的意念产生。 即要从动机上来防止农民的反抗，这就是他所谓的“破心中贼”。而破心中贼，是为了“破山中贼”
，从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
三、王夫之的“行先知后”说
在王守仁之后，于明末，我国历史又进入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 期间，出现了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为代表的一批进步思想家，在知行观方面，既批判了朱熹的“知先行后”说，也揭露了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其中做出最大贡献的首推王夫之。朱熹把“知”和“行”分成两截，认为“知”可离开“行”而存在。 王夫之指斥这是在知行间“立一划然之次序，以困学者于知见之中，且将荡然以失据”
②，即在知行之间划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将人们困于没有根据的见解之中。 接着，王夫之剖析了“知先行后”说所带来的危害。他认为，先知而后行，实质是割裂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