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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得失”
与“天”有什么关系。 这里同样坚持了唯物主义自然观,明确反对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 这是他否定创世说思想的具体运用。在《非〈国语〉》一书中,还反映出柳宗元的无神论思想。他称周惠王15年有所谓神降于莘的记载为“不待片言而迂诞彰矣”
,即是不用一驳就显得其荒谬绝伦的怪诞之说。对宋人杀昭公,赵宣子请师罚宋,打出“修天罚”的旗号的记载,他提出:“古之杀夺有大于宋人者,而寿考逸乐不可胜道,天之诛何如也。”
①
这是从历史事实证明,所谓天神诛罚是不起任何作用的。 对传统的卜问鬼神,他批评说:“卜史之害于道也多,而益于道也少,虽勿用之可也。 左氏惑于巫而尤神怪之,乃始迁就附益以
①《非〈国语〉。 伐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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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说,虽勿信之可也。“
①
总之,对历史上相信天命鬼神的事例,他都加以非议。在中国传统中,还往往有把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人事相比附的说法与做法。 如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 伯阳父用阴阳二气伏迫不申来解释地震的原因,虽然不够科学,但排除了天命鬼神的迷信,是一种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可是伯阳父解释地震后,认为阴阳之气失调,“国必亡”
,这就不对了。因此柳宗元抓住这一点来加以非议。 他正面阐明一番元气自然论的观点后,对那种把地震后山川崩竭说成是幽王亡国的原因,提出是“天事乎抑人事乎”的质问。 他认为把幽王亡国归咎于“川之为尤”
②就是天事人事不分。 由此可见,柳宗元坚持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态度是明确的。根据上面的分析,柳宗元的世界观属于朴素唯物主义。但问题是,柳宗元有时也鼓吹天命鬼神,特别是信仰佛教,这就构成了他在思想体系上的矛盾。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失败后,贬居永州。 他自谓“得罪来五年,未尝有故旧大臣肯以书见及者”
,可见其处境的艰苦。他为要解除罪籍,曾连续给许孟容、杨凭、萧俛等人上书,其
①《非〈国语〉。 卜》②《河东先生集。 寄许京兆孟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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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初步12
中确有涉及到天命鬼神的思想。 如寄许京兆(孟容)书,把永贞革新失败说成是“鬼神交怒”。又自责“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神理降罚”
①。 在与杨京兆(凭)书中,提出“归乡闾”的要求,并说“过是而尤竞于宠利者,天厌之,天厌之”
②。 在与萧翰林(俛)书中,把自身遭遇说成是“岂非命欤,命乃天也”。
这些可以说是反映出柳宗元被贬谪后的心境。上述柳宗元的思想言论,从词句看像是十足的有神论者。但看深一层,这里有的是反躬自责的谀辞,也有发誓赌咒的套语,还有无可奈何的宿命论,这些实际都不能反映出其世界观的实质。如他在祭吕温文中,先是对天痛骂:“聪明正直,行为君子,天则必速其死。 道德仁义,志存生人,天则必夭其身。”
这里天有意志似是无疑了。但他接着笔锋一转,却说:“吾固知苍苍之无信,莫莫之无神,今于化光之殁,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复呼天以云云。”
③
他明知苍天是无神的,只是由于吕温之死,怨毒之情太深,所以以呼天骂天来发泄罢了!
从上所见,柳宗元在理智上是认识到苍天无神,没有主宰的;但当碰到人世间的生死祸福,感怀身世的时候,却不
①《河东先生集。 与杨京兆凭书》②《河东先生集。 与萧翰林俛书》③《河东先生集。 祭吕衡州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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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感情冲动,呼天怨命。 如他在《哭张后余词》中说:“后余之死,人咸痛之,曰天之佑善人而杀是子何也?激者曰:天之杀恒在善人而佑不肖。”
这里柳宗元就是“激者”。他痛感于人世的坎坷,发泄天公的不公平。 当然,他这样做是明知故犯和自打嘴巴!因为他在《天说》中批评韩愈讲天能赏罚是“大谬”
,他这样做可以说是知其谬者而为之,而这正是柳宗元思想矛盾的特点。关于柳宗元的信佛问题,他曾说:“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于制世者,则思入焉。”
①
刘禹锡在《送元暠南游序》中也说:“子策名二十年,百虑而无一得。 然后知世之所谓道,无非畏途,唯出世间法可尽心尔。”
这里柳、刘的论调有点相似,他们在人世间到处碰壁,“无非畏途”。既然“耻于制世”
,只好寻求“物外”的“出世间法”
,这就无非是想在精神上求得慰藉和解脱。但是,柳宗元虽然好佛,可他对佛教的评议却是:“余观世之为释者,或不知其道,则去孝以为达,遣情而贵虚。”
②
他又批评“今之言禅者”
,“妄取空语”
,“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
③。 这里批评佛教徒不讲孝道和人情,颠倒虚实,欺骗自己,又欺骗他人。 他敬仰巽上人精通佛理,与
①《河东先生集。 迭玄举归幽泉寺序》②《河东先生集。 送元暠师序》③《河东先生集。 送琛上人南游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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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至虚之极”的人大不相同①。 由此可见,他对那些“遗情而贵虚”
,“妄取空语”
,“言至虚之极”
的佛教徒是反对的。本来,佛教的教义认为一切存在都是虚幻,只有精神意识才是真实的。 柳宗元却认为是一种“颠倒”
,他没有把物质世界视同虚幻,也没有只把精神作为世界的本原。因此,柳宗元虽是好佛,但其着眼点却在“统合儒释”。
他在《送僧浩初序》中说:“浮屠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
,“不与孔子异道”。
他之所以推崇佛教,认为其“道”是“不爱官”
、“不争能”。他看不惯世人那样争权夺利和互相倾轧的现象,这是“好与浮屠游”的原因。 他称赞僧浩初“闲其性,安其情,读其书,通《易》、《论语》,唯山水之乐,……泊焉而无求”。这里虽说的是佛教徒,但描绘的却是一个不求名利而通经乐道的醇儒形象。他还说:“元暠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这些人物可能就是他“统合儒释”的理想形象。 他要求是统释归儒,这恰好证明柳宗元的思想是属于儒家。依以上两方面材料的分析,可以说,从天人关系来看,柳宗元是坚持天与人各不相关的。 他承认自然界是本原,并未提出神创世界说。 但他也确有一些宣扬鬼神的章句,以至鼓吹入佛的言论,以精神为本原的观念隐约有现,这就造成了思想上的矛盾和混乱。 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刘禹锡在《天论》中分析过原因,那是由于“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
①《河东先生集。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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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天。“
柳宗元恰是将“由人者”的死生祸福归咎于天公的不平。 这是他思想之所以矛盾及其一生悲剧之所在。柳宗元的哲学思想,在自然观方面基本上是个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如果超过这个界限,像接触到人的寿夭祸福、富贵贫贱等一类问题时,无神论就会变成宿命论。 而唯心主义的宿命论最终也只能通向有神论,这是旧唯物主义无神论者所存在的难以克服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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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初步52
刘禹锡:对“天人关系”的再度析辨
柳宗元在他的《天说》、《天对》里,着重论述了天的自然客观性,未更多地涉及天与人的关系。 针对这种情况,柳宗元的好友刘禹锡写下《天论》,进一步探讨了天与人、客观与主观的关系。在刘禹锡之前,我们知道,先秦时期荀子提出过“天人相分”与“制天命而用之”等命题,在这些命题里,荀子一方面肯定了天的自然客观性与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另一方面又高度赞扬人的主观努力,荀子由此得以成为那个时代在天人关系理论方面最确当的总结者。 但在荀子之后,许多唯物论者如王充、范缜等,虽然对天的自然客观性的阐述比之荀子发展了,如讨论到了天的生成问题,神的起源问题;但对人的能动精神的关注却少了。 王充在《论衡》中,有时也承认人为的必要性,